美國的民主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美國民主制度曾經深刻影響著全世界。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定期選舉、新聞自由與公民權利，200多年來，這不只是美國政治的基礎，也成為許多國家設計「現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參考。但是，一套民主制度並不代表它是完美和永遠不變。

1776年美國立國的《獨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直到1787年制定共和憲政體制的憲法。這12年之間，美國選舉投票權只限於約6%到10%的白人富裕男性的地主。這是西方美國資本主義普遍對於窮人、女性與少種族裔存在的歧視。

美國南北戰爭後到了1870年，憲法「第15修正案」禁止因種族、膚色或祖輩曾為奴隸而剝奪公民投票權。 又過了50年後，在白人女性不斷的努力下，到了1920年，憲法「第19修正案」白人女性才開始有投票權；最後到了1964年，憲法「第24修正案」才禁止聯邦選舉鄙視窮人、黑人的人頭稅；1965年《投票權法》，才進一步以聯邦力量打擊南方長期存在的識字測驗等歧視半文盲、窮人的投票障礙。美國的黑人男女、原住民、包括我們華人一直到1965年才能實現參與政治的選舉投票權。

所以美國民主制度是1776年建國以來到1965年，近200年奮鬥歷程的時間推移，所有的美國公民才能有平等投票權。今天美國再次走到了民主制度需要修正調整的「歷史關口」。 

今天西方美國政治的真正問題在於，一個原本設計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的制度，今天卻逐漸產生「獎勵」政治兩極化的誘因？政治學（Duverger’s Law)的「杜瓦傑定律」造成(Winner Take All)「勝者通吃制」。這種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即當選」的選舉制度，容易形成兩黨競爭。第三黨中庸之道的候選人即使具有一定支持度，也容易遭遇「分票效應」（Spoiler Effect）。選民也許最喜歡的是第三黨候選人，最後卻因為擔心自己的一票成為廢票，反而幫助了最不喜歡的人當選。久而久之，政治市場就被壓縮成兩個巨大極端陣營。

更值得注意的是黨內初選。美國許多國會選區，長期由某一政黨占優勢，真正決定議員政治生命的，可能不是11月的大選，而是幾個月前的黨內初選。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民主政治的悖論：大選使得政治人物向中間靠攏，而初選卻可能讓政治人物先向基本盤極端政策傾斜。中間溫和的人就有可能先在初選被淘汰；能夠激發憤怒、恐懼與身分認同的人，反而更容易動員核心支持者。因此，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能力，逐漸不再只是說服不同立場的人，而是如何鞏固自己的陣營，從而變成從政策之爭變成身分之爭。

另外媒體生態的多元化，如現在所有的新聞、YouTube、Podcast、Facebook、X、TikTok以及演算法推薦，都把人們帶進不同的資訊世界。而「演算法」容易被放大，也就更容易鼓動群眾的憤怒、衝突、恐懼與敵我區分。於是政治也會慢慢的分化國人的對立。這也是兩極化最危險的地方。因為政策可以妥協，利益可以交換，預算可以協商；但是當政治變成「身分認同」，妥協很容易被解釋成背叛。

民主制度真正「重要的精神」，從來不是消滅不同意見，而是讓不同意見的人仍然願意生活在同一套規則之下。 

西方民主制度中，另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是「金錢政治」。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資料，2023至2024年，總統候選人須要募到的私人款項約10億到20億美元。聯邦參議員候選人約1600萬到2000萬美元，有些關鍵搖擺州可突破超過1億美元。聯邦衆議員的任期僅兩年，選區規模小，費用也要約200萬美元，重要選區可高達千萬美元。

美國各類特殊利益的極端政治行動委員會可從美國富豪們中募得數百億美金的政治獻金。這雖然並不代表有錢人可以直接「買下總統」，但無疑揭露了一個「制度性」的現實：在今天的美國，尤其是地方和國會選舉中籌款金額最高的候選人的勝選率高達80%到90%。在西方民主的美國要取得政治權力之前，往往先是自己出生富貴家族或是有募集巨額政治資金的能力。

選舉是一項「特別昂貴」的政治活動。廣告、社群媒體、律師團對、顧問、民調與龐大的地面組織，都使得「政治競爭」的成本越來越高。換言之，那些富豪的捐款者、（Super PAC ）( Independent Expenditure-Only Political Committee)沒有上限金額的政治資金、企業、工會、產業團體以及各種「單一議題組織」，自然就擁有比普通選民更大的議程設定能力。所以民主改革不能只討論「票怎麼投」，還必須討論「錢從哪裡來的問題」。

檢視今天特郎普政府三位重量級的人物，正好可以作為觀察目前美國的國內政治是如何影響著全世界。

第一位是美國總統首席經貿顧問（Peter Navarro）納瓦羅。可以堪稱他是一位「經濟民族主義者」，他提倡「關稅即武器」、主張透過高金額的「通用關稅」、「互惠關稅」、以及「懲罰性關稅」來重建美國製造業與消除貿易逆差；也降低美國對外依賴，重建製造業。他認為關稅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也可以保護部分受到進口競爭衝擊的產業；但是他卻沒有考慮到，美國進口商所支付的稅金成本，可能轉嫁到企業與消費者。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評估，事實上，當提高關稅，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也同時推高了物價，並壓低了投資與經濟產出。所以，現在真正的問題出在，當「經濟政策」演變成大範圍的地緣政治武器時，成本是誰在買單？而這種亂加關稅的政策，也破壞了全球的供應鏈，推高了全球的通膨，並且與主要的經濟體系，如歐盟、加拿大、中國，都發生了關稅衝突。他的完整理論出自他在2006年到2011寫過兩本關於中國的書:（The Coming China Wars)「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和 （ Death by China) 「中國的死亡」。

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結果是， 他這種敵友不分的關稅戰略，不只帶給美國嚴重的通膨，成本直接轉嫁給消費者。同時，也使得傳統盟友與加拿大徹底傾向中國，讓中國大陸變成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捍衛者」。

第二位是美國現任國防部長（Pete Hegseth）赫格賽斯。他所代表的是「美國白人保守主義者」，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自願參加過中東宗教戰爭，是一位陸軍少校的電視媒體人。

他的右手臂，有一個「極端基督教聖戰十字架」與「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經文」紋身，胸口也刺上十字軍東征的「五個十字架」（Crusaders Cross)的圖案。他2020年出版過反回教的(American Crusade) 「美國十字軍東征」。在他上任後，強制跨性别軍人的退役潮，阻斷女性及少數族裔軍官的升遷。他開除了所有反對中東軍事政策的陸海空四星上將們，並要求全世界的盟友提高國防預算到GDP 5%，直接削弱了美國多年所建立的「多邊安全盟友關係」。同時，他也主導用軍事力量介入中南美洲的政治事務，出動軍隊，執行「唐羅主義」的霸權行為，令世界哇然！這次美國對伊朗所發動的全面戰爭，更是引發爭議，因為缺乏發動戰爭之前的全盤大戰略。

因為整個伊朗是46個台灣大，高山峻嶺，山地下碉堡密布，伊朗守軍佈置了無數的無人機、各型導彈。美軍如果真要決議戰勝伊朗，據估計需要重新徵兵，動用100萬到150萬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也要面對重大的軍人傷亡。

所以，讓人質疑的並不只是他的個人宗教信仰，而是他對「戰爭的信仰」，在決策整個美國國防部的人事任命與軍事戰略時，能否保持足夠的「專業」。

第三位是國防部政策次長Elbridge Colby柯爾比。他所主張的是一種更具戰略性的「美國優先」，他不斷強調「失去台灣對於美國國家利益將是毁滅性的打擊」。他主張美軍要集中資源防守第一島鏈，台灣要改變戰術，用「非對稱作戰」的單兵導彈武器和無人機在台灣島內進行城鄉保衛戰。他的祖父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他畢業於哈佛、耶魯大學，提倡對中國威脅論的「拒止策略」，他主張美國將主要軍力撤出中東和歐洲，全部用來圍堵中國，遏止中國大陸的發展，可謂他是:美國軍工複合體鷹派的代表。

柯爾比最可怕的「狂人理論」（Madman Theory)，為了防止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發展，因為中國沿海第一島鏈的常規軍力已經超越美國。他主張當台海有軍事衝突時，美軍不排除動用低當量小型戰術核武。這被美國反對者批評為:「把兩個核大國之間的邊緣政策推向極限」，讓局勢失控，升級為全面核戰爭，成為世界文明的終結者。

這三個人的政策雖有所不同，卻反映出美國的內政核心思維已經改變。超級大國的內政，從來不只是內政，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民主改革不只是美國自己的事情。一個普通國家的政治兩極化，可能只傷害自己；但一個超級大國的政治兩極化，會透過關稅、制裁、軍事部署、盟友政策甚至戰爭決策外溢到全世界。

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美元金融體系、科技優勢與龐大的盟友網絡。美國國內的一次重大的政治轉向，都可能變成其他國家的經濟成本與安全風險。美國的每一項關乎國內外的決策，如發動或擴大戰爭、關稅實施等，甚至制定可能改變世界秩序的政策之前，都會讓我們心生恐懼的是，現在的美國是否仍擁有足夠強大的制度，如經由跨部門的充分協商、國會監督、客觀的成本評估，有一個權力制衡的機制？回顧美國的民主歷程，我們見證了一個真正成熟的民主，在過去的200多年是不斷的演變。

然而，今日美國政治所面臨的問題則相當複雜，它不只是兩黨的難以妥協、初選制度的獎勵了基本盤、選區的劃分降低競爭、金錢放大了特殊利益，或是社群媒體加劇了敵我對立等等，而是，美國關起門後，先不用思考下一個要擊敗的對手是誰?當務之急，應該深思的，是要如何重新檢視自己的民主制度，讓人民繼續相信它是公平的，而不同立場的人仍願意一起生活在同一套的規則之下。

美國民主曾經給世界一個重要啟示：權力是可以被制度約束。而21世紀的美國，更需要再次證明的是，一個偉大的制度，真正偉大的地方，不是它永遠不需要改變，而是當時代改變時，它仍有勇氣改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