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研究主張構建了一個以「國家級複合戰略」為頂層設計，以立法驅動與制度創新為核心手段、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主標的、以北部都會區為關鍵試驗田的較宏大發展範式實現。筆者認為在百年變局下，國家與區域的競爭已從傳統的「點狀突破」升維至體系化競爭，未來國家的競爭力源於科技、產業、規則、文化與空間等多個維度的協同演進與系統集成。為此，筆者在國家立法題案中提出了「四維協同」的戰略框架，旨在將潛在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的全球競爭優勢。
首先，在「硬實力協同」維度，筆者強調科技創新鏈與產業生態的深度融合。這要求不僅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攻克「卡脖子」技術，更需前瞻佈局空天經濟、人工智能、量子資訊等未來產業。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北部都會區應扮演核心載體角色，同時精準聚焦積體電路、生命健康等「硬核科技」與「專精特新」企業，構建從創新型中小企業到製造業單項冠軍的梯度培育體系。透過立法並規劃設立跨境創新基金、知識產權證券化等金融工具等，並借鑑上海臨港引進特斯拉的「鏈主」模式，實現產業生態的集群式突破，為國家掌握發展主動權提供產業支撐。
其次，在「軟實力協同」維度，筆者主張透過規則現代化與數據要素化來賦能發展。核心在於破解「一國兩制三法域」下的制度性摩擦，建議透過《北部都會區跨境合作促進條例》、數據跨境「負面清單」等系統性立法，實現規則銜接，將大灣區合規成本大大降低。香港可憑藉普通法體系成為亞太數據樞紐與國際爭議解決中心，而澳門則可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數據合規認證平台，共同推動國內規則與國際高標準對接，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共同制定者」。
第三，在「向心力協同」維度，筆者注重文化影響力與社會凝聚力的雙重提升。一方面，透過題案《跨境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條例》及支持打造「粵港澳文化藝術節」等品牌，融合中西與中葡文化特色，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另一方面，透過區域協同立法促進社會公平與共同富裕，將「灣區所能」導向「山區所需」，築牢高質量發展的社會根基，實現「國強」與「民富」的統一。
最後，在「空間力協同」維度，筆者著力於區域一體化與全球連接的優化佈局。粵港澳大灣區被視為實施複合戰略的最佳試驗場，其成功關鍵在於從「硬聯通」邁向「軟銜接」。為此，期待成立強而有力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管理局」等超級統籌機構，並設立「港澳協同發展基金」，推動跨境PPP合作。北部都會區的使命，正是作為「制度轉換器」，在河套等特定區域先行先試，將成功經驗推廣至橫琴、南沙乃至全國，最終將大灣區從「世界工廠」昇華為「世界腦庫」，逐步支持構建中國鏈接全球的創新網絡。
總結而言，筆者期待全部主張構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環環相扣的戰略系統：以制度創新為破局關鍵，以系統性立法為實施工具，以四維協同為驅動邏輯，最終目標是推動香港從「超級聯繫人」蛻變為「價值創造者」，推動大灣區以至全國從「追趕者」轉變為新賽道的「定義者」與「引領者」，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構建起持久而強大的綜合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