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本文基於筆者在2022年於思考香港發表的預警性觀點，對2025年香港所面臨的金融新格局與戰略突破方向進行深入探討。三年前所提出的結構性挑戰，如今在地緣政治博弈加深與國內經濟深度調整的雙重影響下，已以更為複雜的形式成為現實。本文旨在回顧過去幾年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提出香港未來在金融領域實現戰略破局的具體路徑，同時對實施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對策進行全面分析。
在現狀覆盤方面，房地產危機已從流動性風險演進為結構性危機。2022年所警示的「三條紅線」政策效應已全面顯現，截至2025年，全國房企債務重組完成度維持在約四成的水平。儘管「保交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社會預期，但未能扭轉需求側的結構性萎縮。更為關鍵的是，土地出讓金從2021年的峰值8.7萬億元人民幣大幅下降至2024年的4.9萬億元，這明確標誌著傳統土地財政模式的終結。政策重心已從最初的「拯救房企」逐步轉向「金融體系排雷」與「存量資產盤活」，基礎設施REITs擴容至保障性租賃住房、新能源與水利等領域，正是試圖通過證券化方式破解資產凍結困境的戰略選擇。
在金融話語權方面，國際評級機構的話語權問題已成為國家金融安全的核心議題。2025年，中資評級機構雖憑藉政策支持佔據國內八成市場份額，但在國際市場的認可度仍不足三成。穆迪與標普今年對中國主權評級的連續調降，導致中資企業境外融資成本平均上升1.5至2個百分點。然而，中國通過在「一帶一路」沿線推廣自主評級標準，並在亞投行與新開發銀行等機構內建立替代性評級框架，已開始構建平行於西方體系的話語陣地。這一轉變的深層意義在於，中國正在系統性地重塑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的規則制定權。
香港的定位也發生了深刻轉變，從過去的「超級聯繫人」逐漸演變為「系統性安全閥」。2022年所提出的「資產證券化平台」定位已獲得驗證，2024年香港REITs市場規模達到500億美元，年增長率為25%，而「互換通」已佔離岸人民幣衍生品交易的六成份額。更深層的轉變在於，香港已成為中國與全球金融體系之間的「風險緩衝區」。近期某科技企業通過香港架構完成200億跨境併購，其複雜的風險隔離設計正是這一新功能的典型體現。這種轉變不僅是功能性的，更是戰略性的，它重新定義了香港在國家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價值。
為實現戰略破局，香港需要在三大體系上進行重構。首先是金融基礎設施的重構，從過去的「通道型」平台轉向「創制型」平台。具體而言，應推動設立專項「國家戰略資產REITs」，將保障性住房與新基建等資產通過香港進行證券化。關鍵在於建立「雙層治理架構」，使基礎資產運營遵循內地管理要求，同時證券化產品設計符合國際標準。此外，應在香港試點「數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特區」，錨定鋰與鈷等戰略性大宗商品，構建美元體系外的替代結算路徑，並建立「監管沙盒」機制以應對可能引發的西方監管警惕與圍堵。
其次是風險定價體系的重構，重點在於地緣政治風險的量化與對沖。應聯合國際機構開發覆蓋台海、南海與科技管制等多維度的風險指數，並以此為基礎開發期貨與期權等衍生品，為企業提供風險對沖工具。同時，應發展政治風險保險證券化產品，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的地緣風險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分散。目前該領域幾乎為倫敦與新加坡所壟斷，香港在此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和制度優勢。
第三是規則標準體系的重構，從過去的「接軌國際」轉向「共創規則」。應聯合大灣區機構發布「中國轉型金融分類方案」，為鋼鐵與化工等傳統行業提供技術路徑清晰的轉型標準。重點在於建立區別於西方ESG體系的「發展友好型」評估體系，納入就業保障與技術升級等維度。同時，應發起「新興市場評級論壇」，與東盟及中東主權基金共建評級標準，重點關注發展權與基礎設施投入等被西方體系忽略的指標。
在實施路徑方面，需突破若干關鍵瓶頸。法律銜接方面，應推動建立「大灣區法律協調委員會」，就跨境資產證券化與數據流動等領域制定過渡性安排。當前主權REITs的最大障礙在於內地基礎設施資產跨境流轉的法律限制，需要通過「特定項目授權」方式逐個突破。監管協同方面，應設立「金融創新監管協同機制」，對數字人民幣跨境應用與地緣風險衍生品等創新業務實施「雙重備案、單一窗口」管理，以避免跨監管體系下的制度性摩擦。
人才戰略方面，應啟動「國際金融治理人才計劃」，系統性培養熟悉中國國情與國際規則的複合型人才。重點圍繞規則制定、風險定價與金融科技等短板領域，建立與劍橋及INSEAD等國際機構的定向培養機制。同時，需要特別注重香港本地金融從業者的轉型培訓，確保人才戰略的普惠性和可持續性。
旗艦項目方面，應將「粵港澳大灣區跨域碳市場互聯互通」作為首個示範項目。香港可利用其國際信譽開發與國際接軌的碳金融衍生品，而內地則提供龐大的控排企業資源。此舉既能服務國家「雙碳」戰略，又能確立香港在中國碳金融市場的核心地位，是能夠快速凝聚共識並展現成效的戰略突破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這些戰略的過程中，必須正視可能面臨的挑戰與風險。西方監管機構對中國主導的金融創新可能採取更強硬的圍堵策略；國際投資者對「國家戰略」與「商業回報」之間的平衡仍存疑慮；地緣政治風險指數等創新產品可能面臨市場接受度的考驗。為此，需要建立系統性的風險監測與應對機制，確保戰略推進的穩健性。
更重要的是，這一轉型需要社會層面的廣泛共識與支持。香港市民、企業家和專業人士需要在思想觀念和專業技能上做好準備，積極擁抱這一歷史性轉變。香港的國際化特色應與國家的戰略需求有機結合，避免在轉型過程中失去自身特色，而是要在服務國家戰略中找到新的競爭優勢。
總而言之，2025年的香港正面臨自回歸以來最深刻的身份重構。它既不能簡單復刻「西方金融中心」的舊模式，也不可退守為封閉的「內地金融窗口」，而必須開創第三條道路，成為「國家戰略與全球市場的創造性連接者」。這種連接的本質，是通過制度創新將中國的發展需求轉化為全球市場認可的金融產品，同時將國際資本的逐利動力導入國家戰略指引的賽道。
這一轉型既是服務國家戰略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在波譎雲詭的全球金融格局中重塑其不可替代性的唯一路徑。通過將普通法體系與國際化人才等傳統優勢，深度融入人民幣國際化與綠色金融等國家戰略新實踐，最終實現「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的共榮共生。三年前的預警已成現實，而未來的機遇正蘊藏於當下的戰略抉擇之中。
香港的命運，取決於能否在變局中完成從「被動適應者」到「主動塑造者」的質變，這不僅關係到香港自身的繁榮，更關係到中國在全新國際金融格局中的話語權重。筆者認為這一轉型過程注定不會平坦，但正如歷史所反覆證明的那樣，香港總能在關鍵時刻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和創造力，在服務國家的同時實現自身的更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