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合規底線到永續未來:香港金融業的道德重塑與風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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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承宇

專欄作家/評論員
作者:

陳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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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體系的穩健性與聲譽高度依賴於合規文化與道德標準的堅實基礎。然而,筆者認為若長期僅以最低合規要求運作,甚至縱容銀行業的道德風險,將對其永續發展構成深遠威脅。近年,香港通過家族辦公室免稅政策和數字資產投資優惠吸引中東主權基金與加密貨幣投資者,這些措施雖能快速拉動資本流入,卻暗藏隱憂。數字資產的匿名性與跨境流動特性,若缺乏強大的反洗錢監控系統,極易成為洗錢或市場操縱的溫床。

根據《全球金融誠信報告》,全球每年因洗錢流失的資金高達1.6萬億美元,而合規漏洞頻發的金融中心往往成為犯罪首選地。此外,若金融機構僅追求短期利潤,例如通過高風險交易或剝削性條款獲利,不重視ESG,將嚴重侵蝕市場信任,此類行為若普遍化,不僅損害客戶權益,更可能動搖整體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香港金融管理局(新華社)

監管框架的不足進一步加劇系統性風險,若香港被視為「低標準避風港」,國際投資機構可能撤資,或迫使本地金融機構承擔更高的合規成本。普華永道報告指出,2019至2022年間,全球銀行因合規缺失累計支付約500億美元罰款,其中銀行案例尤為突出。同時,金融創新與風險控制的失衡亦不容忽視。香港因積極推動數字資產與藝術品投資等新興領域,但相關風險管理機制尚未成熟。藝術品交易涉及高價值流動與真偽風險,若未建立透明鑑定與交易記錄系統,可能滋生詐騙或洗錢行為。反觀新加坡,其《支付服務法》明確要求數字資產平台須符合反洗錢標準,為創新與風險管理提供更佳平衡,此類經驗值得香港立法會《穩定幣條例草案》借鑒,結合本地實際情況,設計出更具彈性和針對性的監管框架。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道德文化的結構性缺失。現代銀行業的「股東短期主義」與管理層激勵機制,往往驅使高層為追求年度業績而默許高風險業務,加劇系統性風險。根據香港金管局報告,2018至2022年間,銀行業違規行為中逾六成涉及風險管理不足或內部控制失效。監管執行力的薄弱亦難辭其咎,例如針對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投訴,近九成案件僅轉介銀行自查,監管機構未實質介入,導致制度性剝削長期固化。這種形式化監管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削弱公眾對體制的信心,更令支持中小企渡過困境的初心變成企業主破產催命符。

為實現永續發展,香港需推動「高標準合規」與「道德文化重塑」的雙軌改革。首先,監管框架應與國際標準接軌,例如借鑑新加坡《信用局法案》,禁止銀行將政府擔保債務計入個人信貸記錄,並設立獨立監察機構審查條款公平性。同時,可建立「風險隔離機制」,要求金融機構對數字貨幣等新興資產實施端到端交易監控,並定期公開合規報告。其次,道德文化建設需從機構內部著手,金管局應推動「營運文化改革」,要求銀行董事會設立合規委員會,並將道德指標納入高管績效考核。此外,建立「合規黑名單」共享機制,對屢次違規機構實施針對性懲治,有助於提升行業自律。最後,須平衡創新與風險管理,例如在吸引家族辦公室時,完善《打擊洗錢條例》細則,要求披露實益擁有人並對高風險交易實施預警;推動《穩定幣條例草案》,及為其他新興資產制定專用分級監管框架,明確區分投資級別與投機性產品,降低系統性風險。

綜上所述,香港若長期依賴最低合規標準,雖可短期吸引資本,卻將逐步侵蝕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信任基礎與風險抵禦能力。筆者建議通過完善監管、重塑道德文化,並在創新與風險間取得動態平衡,方能鞏固其全球競爭優勢,實現長遠的金融穩定與繁榮。這一轉型不僅是應對當下挑戰的必需之舉,更是確保香港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持續領先的戰略選擇。 

 (本文數據及案例經第三方核實,觀點為筆者獨立分析)  

(聲明: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或機構,並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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