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從街頭怒火到文明轉折，歐洲戰後的繁榮模式備受考驗

近來，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等歐洲國家接連出現不同形式的社會抗爭。從校園教育資源不足、公共財政緊縮，到住房負擔沉重、生活成本上升，民眾走上街頭的原因各有不同，卻共同反映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就是曾經以富裕、穩定與完善社會保障著稱的歐洲，正面臨愈來愈沉重的經濟壓力與政治信任危機。

所以，我們不能只把這些「抗爭」只視為政府施政的失當。

一個曾經創造現代工業文明、發展民主憲政、建立福利國家，並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實現「區域和平」的歐洲，卻在這個時候逐漸感到自身的繁榮與安全難以維繫？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歐洲各國的內政，也深藏在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中美戰略競爭，以及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進程之中。

歐洲今天所面臨的，或許不是一場即將到來的「文明崩潰」，而是過去數十年賴以成功的「發展模式」，正在接受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

回顧近代歷史，歐洲曾經是全球工業革命、科學發展與國際政治的中心。十八世紀以後，英國工業革命帶動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歐洲列強憑藉工業、金融與軍事優勢，長期主導世界經濟與國際秩序。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也使歐洲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城市遭到摧毀，經濟陷入困境，數千萬生命消逝，昔日的世界權力中心逐漸讓位給美國與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歐在美國「馬歇爾計畫」援助、戰後重建、技術進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共同推動下，重新建立經濟秩序。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1957年《羅馬條約》簽署，為後來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奠定基礎。

與此同時，歐洲逐步建立全民醫療、公共教育、退休保障、失業救濟與勞工保護制度，形成具有不同國家特色的「福利國家模式」。

這套制度最重要的成就，不只是讓歐洲重新富裕，更在於它試圖證明：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可以並行，市場競爭與公共保障可以相互支持，國家之間也能透過「制度合作」，取代歷史上反覆發生的戰爭。

冷戰結束後，歐洲進一步享有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紅利。德國等工業國家利用相對穩定的俄羅斯能源供應降低生產成本，透過中國等新興市場擴大出口；美國主導的「北約安全體系」，則為多數歐洲國家提供重要的防衛保障。這些條件都共同支持了歐洲長期的繁榮。

然而，當能源不再廉價、出口市場競爭加劇、安全保障需要付出更高成本時，原有模式的脆弱之處便逐漸顯現。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是歐洲戰後安全秩序的重要轉折。

對歐洲而言，這場戰爭不僅涉及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也關係到歐洲能否維持以「國際法」及國家主權為基礎的安全秩序。因此，歐盟支持烏克蘭並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既有價值選擇，也包含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但是，這些政策同樣伴隨沉重的經濟代價。

根據歐盟執委會資料，2021年俄羅斯天然氣約占歐盟天然氣進口的45%，到2025年已下降至12%。歐洲透過增加液化天然氣進口，尋找替代供應，降低能源消耗及發展再生能源，逐步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這場「能源轉型」雖然提升了供應來源的多元化，卻也迫使歐洲企業重新承擔能源價格波動與供應鏈調整的成本。

特別是德國化學、鋼鐵等高耗能產業受到的壓力尤其明顯。企業不僅必須面對較高的能源成本，還要同時應付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及美國產業補貼，以及全球市場需求變化。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歐洲過去習慣把「經濟全球化」視為增加繁榮的途徑，如今卻不得不重新考慮供應鏈是否安全、能源是否自主、重要產業是否需要保留在本土。因而經濟效率與國家安全之間，開始出現了新的取捨。當然，不能說歐洲完全沒有能力適應這場變化，但只是它必須付出過去未曾充分預料的「轉型成本」。

如果說俄烏戰爭重新改寫了歐洲的能源供應與安全格局，那麼2026年的美伊戰爭所引發的能源市場震盪，則進一步暴露歐洲經濟對外風險的敏感性。

中東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與天然氣產區，霍爾木茲海峽更是國際能源運輸的重要通道。一旦軍事衝突影響航運、保險與能源供應，價格衝擊便可能迅速傳遞到歐洲工業、交通、食品及家庭生活。

歐盟執委會2026年5月公布的春季經濟預測指出，受到中東衝突引發的能源衝擊影響，歐盟2026年經濟成長率預估降至1.1%，歐元區僅0.9%，歐盟通膨率則預估升至3.1%。

這些數字雖然不代表歐洲已經陷入全面衰退，卻揭示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當經濟成長速度放緩，能源、國防、社會保障及債務利息等支出卻持續增加，政府能夠運用的財政空間便愈來愈有限。更重要的是，能源危機對不同階層的影響並不相同。

對於高收入家庭可能還有能力吸收物價上漲，對中低收入家庭卻可能必須減少其他生活支出；大型企業可以透過跨國布局分散風險，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就會造成成本上升與融資困難的衝擊。

此時，如果政府持續以補貼維持社會穩定，那麼財政負擔便會增加；如果削減補貼，又會加深民怨。這正是歐洲當前經濟治理面臨的兩難。

「歐洲福利國家」曾經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成就。它讓普通勞工能夠獲得醫療照顧，使貧困家庭的子女有機會接受教育，也讓退休者不必完全依賴家庭扶養。然而，任何完善的福利制度，都必須建立在持續創造財富的經濟能力之上。

今日歐洲所要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人口老化、勞動力成長不足、生產率提升緩慢，以及新增的安全負擔。當政府的所有支出正在逐步增加；勞動人口卻相對減少，就會造成稅收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失衡。對年輕世代而言，受到的衝擊就更大，在他們付出了比上一代人更長的「教育投資」後，卻未必能獲得同樣的穩定工作；還要面臨房價與生活成本的上升，這些都讓他們難以積累財富、組織家庭，這就是歐洲的「世代落差」。

過去，人民願意繳納較高稅收，是因為相信政府能夠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並讓下一代享有更好的生活。但是，當年輕人開始懷疑努力工作能否改善命運，當中產階級擔憂生活水準下降，當政府又無法同時滿足退休保障、公共服務與國防安全需求時，社會的信任便逐漸流失。

一個文明真正的危機，不是從經濟成長放緩開始，而是從下一代不再相信自己的生活能夠比上一代更好開始。今日，歐洲街頭的抗爭，值得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示威者未必是在反對民主制度，他們只是在要求「既有的制度」能夠履行承諾。

經濟壓力非必然造成政治動盪，但當政府無法有效回應民眾期待，經濟問題便容易轉化為「政治信任危機」。

近年歐洲多國傳統政黨面臨支持基礎鬆動，右翼民粹政黨、反建制力量及不同形式的激進政治運動逐漸擴大影響。其背後既有生活成本、財政改革與公共服務問題，也涉及移民政策、文化認同、國家主權及歐盟權限的爭論。

歐洲人口老化，使得部分產業需要外來勞動力；但如果住房、教育、語言培訓與社會整合政策不足，增加移民也就加重地方公共服務的壓力，引發社區摩擦。所以移民政策也是歐洲要面對的一大難題。

所以，當政治人物利用「社會焦慮」爭取了選票，將複雜問題簡化成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民主政治便容易陷入「情緒動員」與政策失能的循環。雖然，民主制度的價值，給予了人民透過選舉、抗議與公共辯論，要求政府修正政策。但是，街頭抗爭始終不是改變政治制度最好的方法。

歐洲除了經濟與社會問題外，還面臨更深層的戰略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安全長期依靠美國主導的「北約體系」。冷戰結束後，歐盟雖然不斷擴大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卻始終未能建立足以獨立承擔整個歐洲防衛責任的軍事能力。從俄烏戰爭便能一窺。

歐洲的難處在於，它既需要美國的軍力安全承諾，同時也被要求對印太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是歐洲的重要經貿夥伴，但在電動車、綠色能源、先進製造及部分高科技領域中同為競爭者。

歐洲最難之處是，既要維持對華的經濟合作，又擔心關鍵產業與技術因而過度依賴而被限制；同時既希望要維持與美國的「戰略同盟」，卻也不願在中美的競爭中，完全失去自主選擇。俄羅斯更加是歐洲無法迴避的安全問題。法國總統馬克宏多年來所倡議的「歐洲戰略自主」，正是希望歐洲不僅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市場，也能成為具有獨立判斷與行動能力的政治力量。但戰略自主不能只靠「政治宣示」。它需要具備有能源供應的韌性、有競爭力的工業、先進科技、共同防衛能力，以及歐盟成員國在重大問題上形成共識的政治意志。而當下歐洲真正面臨的危險，是無論在經濟實力、制度影響力與軍事行動能力之間都存在嚴重的落差。

2024年，前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德拉吉提出《歐洲競爭力報告》，指出歐洲面臨生產率成長放緩、人口結構變化、能源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等重大挑戰。

這份報告的重要意義，在於歐洲決策階層已經意識到，過去依靠市場整合、成熟工業與社會福利所形成的發展模式，必須進一步改革，才能適應新的國際環境。

歐洲需要加快科技創新，縮小與美國、中國在人工智慧及數位產業的差距；需要降低能源成本，改善產業投資環境；也需要在國防、金融與資本市場等領域推動更有效的合作。但改革不只是經濟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政治與社會的考驗。

提高競爭力可能涉及勞動市場改革，維持財政穩定可能要求重新檢討公共支出，增加國防預算又必須與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爭取有限資源。任何改革都會涉及利益重新分配。

政府能否向人民清楚說明改革的必要，能否保障弱勢群體，能否讓年輕世代重新看見向上流動的希望，將決定改革能否獲得社會支持。回顧歷史，歐洲並非第一次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十九世紀的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對峙，以及戰後經濟重建，都曾深刻改變歐洲的政治與社會結構。

歐洲曾經在嚴重的歷史災難中，透過「制度改革」與「國際合作」重新尋到出路。今天，它同樣擁有龐大的單一市場、先進工業、科研人才、公共制度與深厚的文化資產。期望歐洲不會因一時的街頭動盪斷送了未來文明的發展。

歐洲今天所面臨的困境，既有俄烏戰爭與中東衝突帶來的外部衝擊，也有長期人口老化、產業競爭力不足、財政壓力與政治分歧等內部因素。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只依靠短期補貼、警力維持秩序，或更換一屆政府便迎刃而解。

對歐洲而言，當務之急，不只是如何恢復經濟成長，而是要盡快建立新的「安全制度」，維護社會的公平，在參與大國競爭的同時保有戰略自主，在承擔國際責任的同時重新取得人民信任。

任何國家或文明，都不能永遠依靠過去成功的條件維持繁榮。當國際秩序改變、科技革命加速、人口結構轉型都在改變，唯有不斷改革制度、提升生產能力、維護社會公正，才能讓經濟發展真正轉化為人民長久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