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街頭動盪再起，戰爭、通膨與財政危機侵蝕著昔日榮光

2026年秋天，歐洲多國街頭再度陷入動盪。從法國巴黎、馬賽，到義大利羅馬、米蘭，以及比利時布魯塞爾，接連出現大規模示威、罷工與抗議活動，部分城市更演變成警民衝突、縱火及商店遭洗劫的暴力事件。

10月24日，法國再次爆發全國性示威。內政部估計約41萬人參與，工會則聲稱接近80萬人。政府動員7萬名警察與憲兵維持秩序，巴黎部分商店關門、地鐵站暫停營運，連羅浮宮、奧賽博物館等文化設施也預防性關閉。

這場抗議最初由學生不滿學校人力不足、教育環境惡化而起，隨後擴大至民眾對生活成本、所得不平等及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與此同時，義大利、比利時也出現不同訴求的示威，西班牙與葡萄牙則持續面對住房及民生問題引發的社會抗議。

各國抗爭原因不同，不能一概視為同一場暴動。然而，當這些現象接連發生，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值得思考：曾經以工業繁榮、完善福利及社會穩定聞名的歐洲，為什麼逐漸難以維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這究竟只是一場因經濟波動所引發的短期民怨，還是整個「歐洲發展模式」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考驗。

要理解歐洲今日的經濟壓力，不能忽略持續多年的俄烏戰爭。

2022年戰爭爆發後，歐洲與俄羅斯原有的能源供應關係受到重大衝擊。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大幅減少，歐洲被迫加速尋找替代能源，增加液化天然氣進口，重新調整能源基礎設施及供應鏈。

能源價格上漲，迅速傳導至工業生產、交通運輸、食品加工與一般家庭。即使此後部分能源價格回落，但所累積的物價上漲與企業已承擔的成本，並不會隨之全部消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國際能源總署2026年《電力報告》，2025年「歐盟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平均電價，約為美國的兩倍，並高出中國的五成之多。所以，這就已經不只是單純的能源問題，而是產業競爭力的問題。

對德國而言，在化工、鋼鐵、汽車及機械製造業，其能源成本就直接影響到產品價格、企業利潤及投資決策。當歐洲工廠長期承受高於中美競爭對手的能源成本，企業便可能減少投資、調整產能，甚至將部分生產轉移海外。

再者，今天所發生的中東戰爭，使得「能源供應」更加受阻的情況下，對歐洲更是帶來新一輪的「價格壓力」。也就是說，現在的歐洲能源困境，既受到俄烏戰爭的長期結構性影響，同時，也受制於地緣政治衝突的拖累。俄烏戰爭的代價，是整個歐洲人一起承擔。從人民的傷亡到一般家庭的生活帳單，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俄烏戰爭也改變了歐洲的財政優先順序。冷戰結束後，許多歐洲國家在美國所主導的「北約安全體系」下，得以將更多的公共資源投入醫療、教育、退休保障及社會福利。

然而，俄烏戰爭卻迫使了歐洲必須重新檢討自身的防衛能力。各國增加國防預算、補充武器庫存、擴充軍工產能，同時持續支援烏克蘭。

這些支持「援烏政策」的官員認為，維護歐洲安全秩序，才能避免未來發生更大規模的戰爭。但是，對質疑者來說，他們所擔憂的會是政府的龐大財政負擔，將無以為繼的支出國內的所有公共服務與福利項目。

而這兩種主張，同樣要面對的是，當國防、醫療、退休金、教育與債務利息都需要有更多資源時，政府究竟應該如何分配「有限」的財政收入。在這困境上，法國是最具代表性。

法國近年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既需要控制債務，又面臨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支出的雙重壓力。如果削減支出就容易引發抗議，但增加稅收必然影響企業與家庭，持續舉債更加是會推高融資成本。這種財政困局就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戰爭與能源危機卻使得這原有的矛盾更加突顯。

根據歐盟統計局2026年8月公布的資料，2025年歐盟27國GDP達18.8兆歐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其中德國占歐盟經濟總量23.8%，法國占15.8%，義大利占12%。

因此，歐洲並非缺乏經濟實力，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其長期成長速度與生產力。

根據歐盟執委會2026年宏觀經濟報告指出，過去十年歐盟的整體生產力成長與資本深化程度，均落後於美國。疫情之後就更拉開了差距，特別在資訊通訊科技及專業服務業上就更為明顯。很明顯的，美國相較歐洲創造了更具優勢的科技創新能力；並轉化為經濟的成長。換言之，歐洲目前要面對的問題，是未來創造新的財富能力。

如果歐洲繼續處於生產成長率長期不足的情況下，政府的稅收、企業薪資與社會福利便會面臨無法負擔的地步，這才是歐洲經濟結構最難解的難題。

過去兩百多年，歐洲曾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發源地。從蒸汽機、鐵路、鋼鐵、化學工業，到汽車、航空與精密機械，歐洲長期掌握全球重要的「產業技術」優勢。

然而，進入人工智能、數位經濟與新能源的時代，全球產業競爭的重心正在改變。歐洲跟上了嗎？

根據歐盟執委會2026年報告所列的2023年數據，歐盟的研發支出只占GDP的2.1%，都低於美國的3.6%、中國的2.6%。這反映了歐洲在科研投入的強度上，與「主要的競爭對手」均存在差距。而

在人工智能的領域，就差距更為明顯。

根據史丹佛大學2026年《AI指數報告》指出，2025年美國私人公司在AI的投資高達2,858.8億美元，但歐洲只有209.2億美元，只高於中國的124.1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私人AI公司的投資規模約為歐洲的13.7倍。

這裡必須說明，私人投資並不等於全部科技投入的總和，因為中國政府所引導的相關基金；以及其他公共資源是不容忽略。如果只從這組數字分析，美國在AI的資本動員、企業擴張及新技術商業化上，都比歐洲更具優勢。

而中國則憑藉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龐大市場，以及在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等領域的產業規模，對歐洲也持續形成競爭壓力。

當然，事實上歐洲也並非沒有優勢。德國在精密製造、荷蘭的半導體設備、法國的航空航太成就，以及歐洲在製藥、工業自動化與基礎科學方面，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問題只在於，現在的歐洲能否將「傳統工業」優勢，及時轉化為下一代產業成長的動力。

二戰後，歐洲所建立的公共醫療、教育、退休保障及勞工福利制度，都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成就。這套制度的成功，建立在經濟成長、生產力提升，以及相對穩定的財政收入之上。

然而，人口老化、醫療需求增加、退休支出擴大，使福利制度需要愈來愈多的財政資源。與此同時，住房成本上升、青年薪資成長有限，使得部分年輕世代難以獲得像父母一代一樣的「生活機會」。

過去，人們相信只要接受良好教育、努力工作，便有機會擁有穩定職業、購買住房，並享有更好的生活。但今日，這種信念在部分的歐洲社會正接受挑戰。當年輕人感受到努力與回報之間的距離愈來愈大時，便對「政治制度」的信任趨於減弱。

因此，就更能理解，近期的歐洲街頭抗爭，關注的焦點，就不只是參與人數與暴力程度，而是反映出一個「不同世代」對未來期待的難以彌合的落差。

如果俄烏戰爭經談判能達到持久的和平，歐洲的地緣政治風險是有可能下降、企業投資信心也可能得到改善。然而，停戰也並不完全代表歐洲能立即恢復戰前的低成本能源供應。

因為歐盟已做出對俄羅斯天然氣進口的長期禁令，所以既使戰爭停止，歐洲的能源政策也很難逆轉。並且，歐洲在「後俄烏戰爭」後，也將會持續提高國防開支、協助烏克蘭重建，為「新的區域安全」重新安排。而在未來，真正重要的是，歐洲能否利用和平所創造出的空間，重新調整能源、產業、財政與社會發展的優先順序。和平可以減少戰爭的代價，卻不會自動恢復已失去的競爭力。

回顧近代歷史，歐洲曾經是全球經濟、科技與政治力量的中心。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使英國率先建立現代工業優勢。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憑藉工業、金融、海運及軍事力量，深刻影響世界秩序。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歐洲的經濟與政治實力。戰後美國與蘇聯成為兩大超級強權，歐洲則透過經濟整合與福利制度的建設，重新建立起和平與繁榮。這段歷史說明了，失去的優勢並不意味著文明的終結。歐洲曾經透過制度創新，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歐洲仍然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成熟的法治制度、完善的科研體系及大量高素質人才。

然而，當人口老化、財政負擔、能源成本、國防需求與科技競爭同時加劇時，改革所需要的資源與政治共識，也就成為最大的難題。

歐洲真正要面對的考驗，是它能否再次靈活的調整發展模式，走出當前的困境。

面對當前歐洲各國的動盪，各國政府當然可以透過警力部署、政策調整及社會協商，逐步恢復公共秩序。街頭抗爭容易平息，但所引發抗爭的深層問題並不一定容易解決。

法國可以增加警力維持秩序，卻很難短期處理財政與民生問題；義大利可以控制暴力事件，卻仍須面對能源成本與產業競爭的難題；西班牙與葡萄牙同樣的可以與抗議者協商，要短時間內消除住房供需的失衡，同樣難以解決。

更深層的問題是，歐洲能否在保障人民生活、維持國家安全與提升經濟競爭力之間，重新建立一套平衡的制度，這就有可能是一場延續十年甚至更久的制度與經濟轉型。

歐洲曾經以「工業革命」改變世界，以「民主制度」建立現代政治秩序，以「福利國家」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之間的平衡。這些成就，至今仍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財富。

然而，歷史從來不保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永久維持領先地位。當經濟成長不足以支撐既有的社會承諾，當軍事安全的成本不斷增加，當年輕世代對未來的期待逐漸降低，一個社會最需要警惕的，或許不是眼前的街頭抗爭，而是那些長期積累、卻始終無法解決的結構性矛盾。

一個文明真正的危機，不是它開始失去昔日的優勢，而是當世界已經改變，它卻逐漸失去改變自己的能力。

歐洲的未來也許尚未定論，但歷史所留給它「調整方向」的時間並非可以無限期延長。

今日發生在歐洲街頭的抗議聲，或許正提醒這片曾經引領世界工業文明的地方，歐洲要重建的，不只是城市的秩序，而是經濟成長的動力，以及人民對未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