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洪門致公堂的歷史淵源及其與第二國際的交往

今年11月12日，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特撰此文，緬懷這位為中國近代革命與民族復興奉獻一生心力的歷史人物，並藉由回顧其思想與理想，省思其留給後世的歷史啟示與時代的意義。

孫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民主革命，其歷史功績，不僅在於提出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政治理想，更在於成功凝聚海外華僑、民間幫會與知識分子的力量，共同推動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帝制。

回顧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孫中山與洪門致公堂之間有著極為深厚的歷史淵源。當年遍布海外的洪門組織，以財力、人力與物力支持興中會及同盟會，成為辛亥革命得以推翻滿清的重要支柱之一。

孫中山早年便意識到，海外華僑組成的洪門，是推動反清革命不可忽視的力量。

1894年，他在夏威夷檀香山創立以廣東籍人士為主的《興中會》；1904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組織以江浙人士為主的光復會；同年，黃興、宋教仁等人在長沙成立以湖南人士為主的《華興會》。這些原本各自發展的革命力量，最終於1905年在日本東京結盟，組成《中國同盟會》，為推翻清朝建立了更具組織性的革命平台。

早在1903年，孫中山便於美國檀香山正式加入《洪門致公堂》，並獲授地位崇高、掌管軍事行動與刑罰事務的「紅棍」職銜。這段經歷，使他與海外「洪門」建立了更直接而緊密的聯繫。

1911年秋，孫中山為籌措廣州起義及其後革命活動所需的經費，再度赴美奔走。當時，《洪門致公堂》內部對於是否全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路線，仍存在不同意見。

面對分歧，孫中山展現了相當高明的政治智慧。他向舊金山「洪門」領袖黃三德闡述「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並指出洪門傳統的「反清復明」，仍屬較為狹義的民族主義；而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則是要超越單純的王朝更替，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家。

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不再以「驅逐韃虜」作為政治號召，而是進一步倡導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試圖將原本以推翻滿清為目標的民族革命，轉化為建立現代共和國家的政治理想。

1911年，在孫中山的推動下，舊金山成立《中華民國公會》，亦稱《洪門籌餉局》，將洪門原有的跨國組織網絡，轉化為革命籌款與政治動員的重要力量。

當時海外「洪門」成員多出身勞動階層，生活並不富裕，但對革命事業卻抱持極高熱情。每當「革命黨」發動起義、軍費告急，美洲與南洋各地的洪門致公堂便積極募集資金，甚至典當堂產，並透過發行「中華民國金券」等「革命債券」支持革命活動。

洪門兄弟遍布南洋、美洲，以及香港、越南等地。在同盟會歷次武裝起義中，許多參與前線戰鬥的敢死隊員，便來自洪門組織。他們不僅提供財力支援，更有人直接投身戰場，以生命實踐革命理想。

其中，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尤為悲壯。據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68位是洪門兄弟。這段歷史，也成為海外華僑與「洪門」參與中國民主革命最令人動容的一頁。

除了資金與人力，海外華文報刊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舊金山《大同日報》透過大量文字宣傳，批評保皇派的政治主張，削弱清廷在海外華僑社會的影響力，並為革命思想的傳播開闢空間。

孫中山曾高度肯定海外華僑對革命的貢獻，留下「華僑為革命之母」的著名評價。而洪門兄弟，正是海外華僑群體中較早投入革命、積極出錢出力的重要力量。

因此，若要完整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能只從中國境內的政治與軍事變局著眼，也必須看見海外華僑社會，特別是《洪門致公堂》在資金籌措、組織動員與革命思想傳播方面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除了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共和制度的影響外，也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

要理解這段歷史，首先需要認識近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三個重要組織。

1864年至1876年的「第一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以馬克思為重要代表人物；1889年至1916年的「第二國際」，是以恩格斯等社會主義思想家為重要代表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組織；1919年至1943年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則與列寧、史達林領導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密切相關。

根據「第二國際」保存的歷史檔案紀錄，1905年5月，當時仍是《興中會》領導人身份的孫中山，曾經在歐洲布魯塞爾拜訪了「第二國際」的國際執行局主席與比利時社會黨領袖，雙方進行深入會談。

這次會面的重要性，在於孫中山不僅希望向歐洲社會主義者介紹中國革命，更提出加入「第二國際」的要求，及尋求合作的構想。

當時的孫中山，已將自己視為「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先行者之一。

孫中山在倫敦流亡期間，他曾廣泛閱讀馬克思及其他歐洲思想家的經濟學著作，對工業化、土地制度、資本集中與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他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經濟公平具有相通之處。其中，「平均地權」便是希望透過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利益回歸社會，而非由少數地主與資本家長期壟斷。

在他的構想中，土地可以成為公共資產，再由公社出租給農民耕作，以保障生產者的基本利益。

對於一個準備要走向工業化的中國來說，孫中山同樣關注資本過度集中的問題。他主張透過國家政策與稅制改革，防止大資本家壟斷社會財富，避免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重蹈西方工業社會貧富懸殊與階級剝削的覆轍。

因此，孫中山所追求的革命，不只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更希望透過政治與經濟改革，建立一個兼顧自由、平等與社會公平的現代國家。

對於孫中山的到訪，「第二國際」方面感到相當驚喜，也十分重視中國革命運動所展現的發展潛力。然而，由於當時歐洲社會主義者對亞洲革命的認識仍然有限，加上「第二國際」本身的組織章程與入會程序限制，最終未能立即接受孫中山提出的加盟要求。

儘管如此，這次接觸仍具有歷史意義。此後，「第二國際」也開始向歐洲左翼政治陣營介紹中國的革命運動，使中國的民主革命逐漸進入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視野。

三個月後，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孫中山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革命綱領，並將民族、民權、民生三項主張歸納為「三民主義」。

從這段思想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非單純移植西方共和制度，而是試圖結合民族獨立、政治民主與社會經濟改革，為中國尋找一條符合自身歷史條件的現代化道路。

孫中山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並未隨著1905年未能加入「第二國際」而結束。

到了1923年至1924年間，面對西方列強對中國革命政府的外交封鎖，以及建立現代革命軍隊的迫切需要，孫中山決定接受蘇聯援助，推動國民黨改組，並籌建黃埔軍校。

與此同時，他允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形成後來所稱的「第一次國共合作」。

這項決策既有現實政治與軍事上的考量，也反映了孫中山對不同革命力量採取合作態度的政治思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並不完全等同於「馬克思主義」。

1924年，孫中山在講述「民生主義」時，曾明確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

然而，他雖然認同「社會主義」對經濟平等與社會公平的追求，卻同時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與「唯物史觀」提出批評。

在孫中山看來，社會進步不應完全建立在階級對抗之上，而應透過和平、互助與合作，逐步推動土地制度及資本制度改革。

他所提出的「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正是希望在發展現代工商業的同時，防止財富過度集中，使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由更多人民共享。

換言之，孫中山既重視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也關心社會革命。他試圖尋找的，是一條既能推動國家現代化，又能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改革道路。

然而，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與政治路線逐漸發生重大變化。隨著蔣介石掌握軍事力量，並在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國民黨資深領袖的政治競爭中逐步取得優勢，孫中山思想的詮釋權，也成為黨內權力鬥爭的重要部分。

為了強化自身作為孫中山政治繼承人的合法性，蔣介石逐步重新塑造國民黨的政治論述，使孫中山思想朝向「去左翼化」與「儒家正統化」的方向發展。

事實上，孫中山早年曾赴海外求學，長期接觸西方政治制度與社會思想。他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理解與運用，也有別於當時長期接受傳統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

因此，若將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歸納為儒家政治傳統，或單純理解為後來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形態，恐怕都不足以呈現其思想形成過程中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1927年，蔣介石發動清黨，爆發「四一二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向破裂，國民黨的政治路線也出現重大轉折。

此後，反共逐漸成為蔣介石領導下國民黨「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孫中山原本包含民族革命、民主共和與社會改革的思想體系，也在不同政治時期受到重新詮釋。

回顧這段歷史，孫中山既曾借助海外《洪門致公堂》的力量推動辛亥革命，也曾主動接觸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並在晚年選擇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合作。

這些經歷反映出，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政治實踐，並非始終局限於單一意識形態，而是在中國民族危機、國際政治變局與社會改革需求之間，不斷尋求實現革命目標的可能途徑。

理解孫中山，不能只從後來的政治分歧出發，更不能以某一時期的政黨立場，取代對其完整革命歷程的認識。

歷史人物的思想，應當放回他所處的時代加以理解，而不能只用後人的政治立場，重新裁剪他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