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局近來在情報領域動作頻頻,推動多層面整合升級情報力量,強化首相對情報工作的集權式控制。相關法案對內直指民眾權利和社會言論,企圖通過鼓吹「外部威脅」、灌輸右翼思想等手段,誘導民眾支持擴軍備武;對外牽涉軍事擴張、地區安全,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實施軍事冒險作鋪墊。因此,其歷史危害性、現實危險性,遠超所謂的「普通行政改革」。
近代,日本對內集權特務統治,始終是軍國主義的幫凶。二戰前,內務省特別高等警察(特高課)、全國憲兵體系,構建了覆蓋全社會的嚴密監控網絡,對內殘酷鎮壓反戰人士、封鎖輿論、清除異見、推行全民軍國主義洗腦,用恐怖統治將整個日本綁上侵略戰爭的戰車,留下了極其惡劣、臭名昭著的歷史記錄。此次高市早苗內閣強推設立的「國家情報局」,很難不被看作戰前「特高課體制」的復活。
目前,日本政府情報工作分散於多個機構,由「內閣情報調查室」負責整合協調。根據眾議院4月23日通過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內容,高市政府擬構建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國家情報會議」將作為最高決策協調機構,由首相擔任核心領導,負責統籌安全保障、反恐及涉外國情報事務;「國家情報局」則作為具體執行機關,擁有跨部門統籌協調權,可強制要求政府各省廳提供情報,徹底打破戰後日本情報系統分散制衡、相互約束的格局,實現情報權力高度集中。
更危險的是,法案賦予機構合法開展監控、調查、情報蒐集的權力,卻對「監控邊界」「調查對象」沒有明確、嚴格的限定。日本國內輿論、學界、在野黨已發出強烈警示:所謂「不針對普通民眾」的承諾完全不可信,「普通民眾」與「監控對象」的界限模糊不清,極易被隨意擴大解釋。
這一機構一旦落地,必將成為日本右翼政府操控輿論、壓制反對聲音、收緊社會管控、打壓和平力量的核心工具,全面走向對內威權化,重蹈戰前特務統治的覆轍。與此同時,高市早苗早已明確表態,將積極推動另一部旨在應對外國勢力開展的間諜活動等的「防止間諜法」立法,這進一步為大規模社會監控、打壓異己提供法律依據。日本民眾的隱私權、基本民權,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