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積金體系的自主困局與金融安全突圍之路

當筆者於2022年在媒體 《 思考香港 》 發文《一國兩制下應推進自主信貸評級》呼籲香港建立自主信貸評級體系時，積金局以開放內地債券市場作為回應，卻對評級制度改革避而不談。三年過去，穆迪下調美國主權評級的警報驟然拉響，強積金被迫緊急制訂美債拋售方案，恰恰印證了當年預警的制度性風險已成現實。這場危機暴露出香港退休金體系深陷西方金融話語權的結構性弱點，我們用打工仔的血汗錢購入美元資產，卻將資產定價權與合規裁量權拱手相讓予外資評級機構。 

積金局2022年修訂規例准許強積金投資內地政策性銀行債，本是降低美元依賴的正確一步。然而，當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主權信用進行政治化操作時，香港監管框架卻未建立任何防禦機制。2023年惠譽下調中國評級展望後，多家央企遭連鎖降級，觸發外資恐慌性拋售中資美元債。此時強積金雖持有人民幣資產，卻因定價權受制於人，被迫承受非理性市場波動帶來的淨值損失。更諷刺的是，當2025年美債自身淪為降級對象時，強積金反因僵化規則有機會被迫加入拋售潮，使香港打工仔的退休儲蓄成為西方評級霸權的雙重犧牲品。

然而，筆者認為在當前全球金融秩序重構的浪潮中，隱藏著香港突圍的歷史性機遇。美元資產正經歷四十年未見的信任危機，美債遭遇世紀拋售潮，國際資本需尋找新避風港。此時港元匯率穩守強方兌換保證，單周「北水」淨流入創歷史新高，證明了國際市場對香港金融穩定的認可。但我們若繼續重用及沿用西方評級標準管理逾萬億強積金資產，無異於將新避風港的鑰匙交予舊秩序。新加坡金管局也將中資評級納入監管框架，香港卻仍在「國際接軌」的迷思中自我設限。 

破解困局需從制度層面構建多層防火牆, 例如金管局較靈活對《巴塞爾協定三》的執行，主動引入更多本土評級機構如中誠信、聯合資信等，將其納入認可評級名單，實現多元化監管。當國際機構對中國主權信用下調有異狀時，應考慮觸發中資機構復評機制，為市場提供平衡視角。需要注意的是，本土評級機構在國際市場上的信任度目前仍然不足，因此可以通過與國際評級機構合作試點，逐步建立透明、科學的評級標準，提升其公信力，從而增強市場接受度。 

其次，積金局在評估新興市場資產時，可考慮納入政策支持度、外匯儲備韌性等中國特色指標，從而擺脫西方評級機構的地緣政治偏見。例如，對內地政策性銀行債的評估不應僅局限於國際機構的結論，而應考慮中國的政策穩定性和經濟韌性。此外，需確保這一模型具備國際標準的透明度和科學性，避免因政策性偏差而影響強積金的全球投資分散配置。 

第三是研究設立主權債分檔應急儲備金機制，容許有特別情況時從被動合規轉向主動防禦，設立專門的主權債分檔儲備金，以應對評級調整帶來的市場波動，避免恐慌性拋售造成更大損失。例如，當美債或中資美元債出現評級下調時，儲備金可用於平抑市場波動，保障打工仔的退休儲蓄安全。 

此外，資產配置的多元化是實現金融穩定的基石。即便擺脫了西方評級機構的控制，強積金也應避免過度集中於單一市場或貨幣體系，而是實現美元、人民幣及其他貨幣資產的合理分配，降低系統性風險。例如，香港可以嘗試加強推動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如「央企票據」或「大灣區基建REITs」等，吸引長期資本，形成本土化定價體系，進一步分散風險。 

資金優勢轉化為制度話語權可提升金融安全，減低國安風險。香港坐擁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更背靠「一帶一路」綠色融資的歷史性機遇。當中東主權基金透過香港家族辦公室稅收優惠湧入亞洲市場時，當局可順勢整合本土資源，藉機實現定價權的突破。由中資銀行牽頭築起離岸資產定價權。 

積金局近年強化「積金易」平台效率、嚴守長期儲蓄定位的舉措值得肯定，但技術優化無法彌補戰略自主的缺失。當美國關稅戰加速全球金融秩序重構，香港若繼續以外資主導的「國際標準」自我規訓，終將淪為新殖民金融規則的代理人。一萬一千億強積金資產不該是懸於西方評級利刃下的籌碼，而應成為支撐國家金融安全的戰略支柱。這既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特殊使命，更是我們對七百萬打工仔退休保障不可推卸的責任。 

 （本文數據及案例經第三方核實，觀點為筆者獨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