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地,在商業界中,投資推廣署近年公布的成績單顯示,2023至2025年成功引入1,400間企業,創造逾21,000個職位,並帶來500億元投資。這些數字確實亮眼,但若只以「引入企業數量」作為KPI,便會忽略企業的質素與長期貢獻。若引入的企業多為短期投機或規模有限的公司,對香港經濟的持續影響便值得懷疑。這提醒我們,商業KPI不應只停留在「數量」,更要衡量「質量」。
教育界的情況亦相似。八大院校近年吸納了近八萬名非本地學生,學費收入推算一年達160億元,並錄得近百億元盈餘。這些數字成為教育界的「亮麗KPI」,但卻忽略了教育的核心使命,那就是培養完整的人才為首要。若教育只以「非本地生人數」和「財務盈餘」作為KPI,便會忽略學生的品格培養、社會責任感與批判思維。教育的KPI應該同時衡量「知識」與「人格」,否則只會培養出「高分低能」的畸形人才。
在社會新聞中說香港每200人當中就有一個Sugar Daddy,這數據迷思更為明顯。2026年上半年,香港錄得426宗「Sugar Daddy援交騙案」,涉款約1,800萬元,雖然比2024年同期的1,055宗大幅下降,但媒體往往以「驚人數字」來吸引眼球,卻忽略了案件背後的社會結構與人性問題。同年,香港的富豪人數亦被廣泛報導,達到18,290名超高淨值人士,按年增長26.4%,全球排名第六。然而,若有人簡化為「每十個人就有一個富豪」,便是嚴重誤導。這些例子提醒我們,數據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只看「表面數字」,而忽略了背後的統計方法與社會意義。
KPI的利弊在此顯而易見。它的優點是能提供清晰目標、可量化成果,並帶來短期激勵;但弊端則是容易造成「數字迷思」,引發短視行為,甚至誤導公眾。若政府、教育界、商界只用「數量KPI」來展示成績,而刻意忽略「質量KPI」,這不僅是管理上的缺陷,更可能是刻意隱藏真相的手段。
要建立健康的KPI,我們需要雙軌並行:同時設立數量與質量指標;確保數據透明,公開統計方法;以長遠視野衡量持續影響,而非短期數字;更重要的是以人本思維,把人的尊嚴、品格與幸福納入K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