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與素質的平衡：立法會改革的多重路徑

筆者留意到有意見指香港立法會議員素質參差且被指社會服務少於區議員及「三會」成員的現象，根源於選舉制度的結構性設計與政治環境變遷的交互作用。立法會複合選舉制僅保留22%地區直選議席，其餘78%由選舉委員會及功能界別主導，此架構本質上削弱了民意問責鏈。

功能界別議員受限於狹隘的界別利益（如金融界專注宏觀政策而疏於社區水喉滲漏等實務），間接選舉更使部分議員脫離基層壓力，形成「專業資歷」與「解決民生能力」的斷層。反觀區議會與三會成員的產生機制例如直選需獲分區、防火、滅罪委員會提名，大部份候選人長期紮根社區處理垃圾清運、長者設施等瑣碎卻關鍵的民生議題；政府委任制更吸納工程師、社工等技術型人才，補足選舉盲點。此差異造成「層級愈高，實務能力愈弱」的治理悖論。 

近期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回應，凸顯此矛盾的多維張力。他肯定新選制下立法會效率躍升，過去三年通過法案量較上屆同期增五成，擺脫昔日「癱瘓施政」困局，並創新設立前廳交流會與特首互動答問會，試圖建立「換位思考」的協作文化。

然而，其「創造價值」論強調議員應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避免為博取「政治光環」而質詢，此主張雖呼應行政主導體制的邏輯，卻與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警示的「政治素人水平參差」現象形成對照。梁愛詩點出新制間接選舉降低參選門檻，部分功能界別因競爭不足出現「躺贏」效應，而政府至今未建立系統性政治人才培訓機制，加劇能力斷層。 

政治環境劇變進一步深化制度困境。「愛國者治港」原則壓縮政治光譜的同時，部分議員私下反映監督空間受限，批評政策時常收「溫馨提示」要求淡化言論，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報告下架事件中，跨黨派質疑遭低調處理。

這使立法會陷入角色困惑：當「忠誠」成為首要標準，「實質議政能力」的篩選機制便相對弱化。相較之下，區議員因每日面對居民投訴，問責壓力直接而具體；「三會」成員憑藉防火、治安等實務經驗提名候選人，形成基層治理的「能力過濾網」。此反差解釋何以李家超以「學生上學」比喻議員成長期，制度設計使立法會議員需耗時適應，而區議員早已在街頭歷練成熟。 

破解困局需多層次制度創新。行政長官李家超推動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雖具象徵意義，但前廳交流會實質政策討論不足，難補專業審議短板。筆者建議短期應擴大立法會直選比例至30%以上，強化民意約束；中期改革功能界別，要求議員定期參與地區諮詢並擴充界別選民基礎；立法會需推動制度性改革, 可參照區議會委任制，在立法會引入學界、NGO專才議席。

同步建立跨黨派政治學院，結合課程與地區實習等，將「街頭智慧」轉化為議會質素。平衡李家超強調的「效率」與梁愛詩警示的「素質」，使香港治理體系擺脫「高層斷裂、基層深耕」，實踐李家超所言「換位思考」的真諦，讓立法會從「表決機器」轉型為「治理價值創造者」，達致行政主導與民主質量的動態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