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體系成為武器：全球治理危機與一個必要的三重回應

我們正見證一個舊秩序的痙攣與一個新秩序的艱難分娩。冷戰後的「全球主義」敘事已然破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刻的體系性危機：國際競爭的底線正被侵蝕，一種以國家機器對主權財富進行系統性剝奪的行為模式日益顯現。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對現實的冷峻描述：當全球治理工具如金融網路、法律長臂與輿論機器等被武器化，用以凍結資產、窒息經濟，最終奪取資源控制權時，其本質便是一種 「結構性海盜」。它與大航海時代的劫掠共享同一邏輯，只是骷髏旗隱藏在「執法」與「制裁」的條文之後，彎刀升級為無形的金融閃電戰。

從伊拉克、利比亞到當下的委內瑞拉，我們可以辨識出這一「海盜劇本」的清晰鏈條：始於以「合規」為名的金融絞殺與資產凍結，繼之以混合戰爭手段癱瘓社會機能並進行汙名化，終於在公海扣押油輪或策劃政權更迭，完成對戰略資源的「合法化」奪取。這一行為模式的終極警示在於：它宣示了 「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可以凌駕於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體系之上，任何擁有戰略資源而又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家，都可能淪為下一個目標。

世界因此被置於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若放任此種基於權力而非規則的劫掠常態化，全球將不可逆轉地滑向陣營對抗與全面失序，所有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權與安全都將繫於霸權國的一時好惡。因此，國際社會面臨一項迫切的時代任務：必須為日益失控的大國競爭安裝有效的「減震器」，必須修復並強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更必須打造能夠抵禦系統性劫掠、重塑全球信任的實踐支點。

這並非理想主義的空談，而是一項關乎共同未來的戰略必要。對此，我們需要一個層次分明、三位一體的系統性回應：首先，必須國際社會必須凝聚共識，清晰命名並共同抵禦這種侵蝕國際體系根基的「結構性海盜」行為；其次，必須堅定捍衛並務實革新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體系，將其重塑為制衡單邊主義、管理戰略競爭的關鍵框架；最後，必須依托具備獨特優勢的樞紐（如中國香港），將其建設為破解金融武器化、探索新規則、提供可信公共產品的關鍵支柱。

直面危機是尋求出路的起點。「結構性海盜」的破壞力在於其體系性。它並非傳統的軍事征服，而是利用行為體在全球金融、資訊和法律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發動的一場「去主權化」劫掠。其三步曲清晰可辨：

1. 金融絞殺與「合法凍結」：利用對全球支付結算系統（如SWIFT）的主導性影響力，實施極端單邊制裁，將目標國的海外黃金、外匯儲備等國家財富變為「凍結戰利品」。這實質上是在物理衝突前，就已完成對敵方「糧草輜重」的沒收，是利用經濟相互依存性發起的致命一擊。

2. 混合戰爭與「道德排毒」：通過網路攻擊癱瘓關鍵基礎設施（如電網、金融系統），同時發動全球性輿論戰，將目標國政府塑造為「非法」、「恐怖主義」或「失敗」政權。此舉旨在摧毀其國內社會韌性，並為後續的干涉披上「人道主義」或「恢復秩序」的道德外衣。

3. 公開劫掠與「規則私有化」：最終，以自身國內法為依據，在國際水域扣押他國商船，或支持政權顛覆，直接奪取資源控制權。這一步的關鍵在於，它將一國的國內法淩駕於國際法之上，單方面宣佈了何為「合法貿易」的標準，完成了從「執法者」到「立法海盜」的角色轉變。

這一行為模式最危險之處，在於它摧毀了國際社會的基本信任。它表明，全球化下的深度相互依存，可能從共同繁榮的紐帶異化為「人質」與「軟肋」。當國際金融與法律體系可以被輕易武器化，任何國家都將陷入「安全感困境」。這不僅是對單一國家的侵犯，更是對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釜底抽薪。國際社會的沉默或縱容，無異於為一場沒有規則的全球資源爭奪戰頒發默許證。

在揭露「海盜行徑」的同時，我們必須全力修復那艘能夠承載所有國家、抵禦風浪的「巨輪」:聯合國。一個有效、權威且更具代表性的多邊體系，是制衡單邊主義、防止大國戰略競爭滑向直接衝突的唯一制度化工具。儘管聯合國面臨改革僵局與行動力的質疑，但其無與倫比的普遍合法性與議程設定能力無可替代。它不僅是設定行為規範的法理標尺，更為中美等大國提供了不得不合作的「功能性錨點」（如氣候變化、疫病防控、核不擴散）。在這些關乎人類共同生存的議題上建立合作慣例，是積累稀缺戰略互信、創造衝突緩衝地帶的關鍵。

強化聯合國功能，需要超越宏大敘事，推動務實的機制創新。這並非追求不切實際的全面改革，而是從最低共識和共同利益出發，進行功能性突破。例如：

建立「大國戰略風險透明化報備機制」：在聯合國秘書處架構下，鼓勵主要大國在進行可能引發誤判的重大軍事行動前後，進行自願性通報。目的不在審判，而在於通過引入「第三方記錄」提升軍事透明度，減少因誤判導致的意外升級。

創設「全球公域治理聯合示範項目」：在氣候適應、公海生物多樣性保護等低政治敏感的公域議題上，由大國共同出資、聯合國專業機構執行，建立聯合成效評估框架。這將把抽象的「合作」意願，轉化為可視、可衡量、能帶來共同聲譽收益的具體成果。

優先推動「新疆域行為負面清單」談判：在網路、外太空等規則模糊地帶，與其艱難定義「負責任行為」，不如務實地優先劃定「不可為」的紅線（如禁止攻擊關鍵民用基礎設施、禁止在外空部署攻擊性武器）。這是在最危險的競爭前沿設置最低限度的防火牆。

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引導主要大國從追求壓倒性的單邊優勢，轉向維護攸關自身生存的戰略穩定性；從獨佔影響力，轉向在關鍵領域共享規則制定權。這是一條追求 「有管理的和平」 的艱難道路。對於不願也無法承受新冷戰成本的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而言，一個能夠有效調解大國矛盾、抵制單邊霸凌的聯合國，是其維護戰略自主與發展權的最重要屏障。

清晰的診斷與宏觀的框架修復方案，需要強大的實踐支點來承載與驗證。這引向了回應的第三重維度：打造能夠將理念轉化為實踐的戰略平台。在中國的整體佈局中，香港具備承擔這一角色的獨特稟賦。面對「金融武器化」的現實威脅，香港的未來定位應實現戰略性躍升：在「一國兩制」的堅實基礎上，從卓越的「超級聯繫人」，演化為破解單邊金融制裁邏輯、重塑全球經濟信任的「關鍵支柱」與「系統韌性工程師」。

這一定位的底氣，源於香港無可替代的雙重屬性：她是中國的一部分，享有主權國家的堅強後盾與宏闊的戰略縱深；同時，她擁有與世界最深接軌的普通法體系、資本自由流動環境和國際化專業網路。與紐約、倫敦等深度嵌套於單一貨幣霸權體系的傳統中心不同，香港是唯一能在強大主權保障下，探索後美元時代多元化金融基礎設施與規則創新的頂級國際平台。具體而言，她應成為：

1. 主權風險管理與定價中心：超越傳統的財富配置功能，專注於主權與跨國交易的安全與韌性。這意味著積極參與發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結算方案（如數字貨幣橋、本幣結算網絡），發展獨立於傳統西方評級體系的、更反映發展潛力的資產定價機制，併為「全球南方」的優質項目提供融資與風險對沖服務。

2. 國際經濟規則的對話與創新實驗室：利用其東西方法律與商業實踐交匯的獨特經驗，搭建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之間的規則對話平台。重點可聚焦於：制裁的國際法邊界、數字貿易與數據治理、可持續金融標準等最具爭議也最關鍵的領域，推動形成更具包容性與發展導向的「香港方案」。

3. 「發展導向型」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樞紐：將資本市場實力與專業服務能力，對接以共同發展化解安全困境的國家戰略。例如，發起並管理專注於「一帶一路」韌性基礎設施的國際投資基金，並負責設計與執行其高標準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框架、透明化採購與項目管理制度，實現「中國建造」與「香港標準」的並行輸出。

通過這三重角色的轉型，香港將從一個受國際波動深刻影響的經濟體，轉變為一個主動塑造規則、增強全球經濟系統韌性、服務人類共同發展的戰略功能平台。這不僅能為其長遠繁榮奠定最穩固的基石，更能向世界證明，一個中國城市完全可以在融合主權保障與國際最佳實踐的基礎上，成為抵禦單邊霸凌、提供可信賴制度公共產品的世界級樞紐。

揭露「結構性海盜」的體系性危害，呼籲強化聯合國的權威與效能，定位香港為探索新路徑的關鍵支柱:這三者構成了一個從批判現象、修復框架到實踐創新的完整邏輯閉環。它回應的是當前全球治理危機的核心癥結：舊的支配邏輯正以破壞規則的方式進行最後的狂歡，而新的、更公正的秩序急需可行的建設藍圖。

這一藍圖的實現，有賴於不同行為體的共同行動：

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需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上形成更強大的集體聲音，堅守《聯合國憲章》原則，對任何形式的「結構性劫掠」予以明確道義譴責與法律制衡。

對主要大國而言，需展現超越零和博弈的戰略智慧，認識到在核時代與氣候危機下，「功能性共存」與「危機管控」是比「絕對優勢」更根本的利益，從而投資於聯合國機制的務實改革。

對中國及香港這樣的戰略節點而言，則需堅定地扮演好體系「工程師」與新公共產品「供給者」的角色，用實際行動證明，一條尊重主權、促進發展、合作共贏的道路不僅可欲，而且可行。

這條道路的終點，不是任何一方的單贏，而是基於共同規則與相互尊重的「有管理的和平」。這是一場關乎人類將退回弱肉強食的叢林，還是能攜手邁向更成熟文明階段的嚴峻鬥爭。我們的選擇，始於勇於正視那些換上了現代裝束的海盜旗，致力於修復被損壞的國際導航系統，並最終依托於像香港這樣有能力鑄造新錨點的堅實土地，將人類命運的巨輪駛向更安全的港灣。歷史正在考驗我們的集體勇氣與創造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