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大埔宏福苑的烈火，是一場本可避免的悲劇。它燒出的不僅是建築的殘骸，更是香港治理體系中一道深不見底的裂痕。一個致命的悖論隨之浮現：為何一個擁有專業立法代表、完善技術規範的城市，卻無法阻止系統性安全風險的積累？為何深刻的改革，總要待至生命逝去才被提上日程？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穿透技術層面的辯論，直視我們制度設計中的深層矛盾。
一、功能組別之困：在「精細打磨」與「系統重構」之間
立法會建築、測量、園境界的功能組別，其角色存在著先天張力。一方面，他們被期望擔任 「專業守門人」 ，確保政策的技術合理性；另一方面，作為業界的制度性代表，他們無可避免地成為 「利益緩衝者」 。
平心而論，這些界別的議員歷來在技術優化上貢獻良多，從提升材料標準到細化安全守則，他們在既有框架內有效地進行了 「精細化打磨」 。儘管不乏有識之士基於專業良知發出警示，但該制度的集體行動邏輯與角色預設，使其整體上更傾向於扮演 「穩健的緩衝者」。當問題從「技術瑕疵」升級為 「系統失靈」——即觸及權力重構、市場生態重塑、問責鏈再造時——其作用往往是推動漸進、零碎的改良，而非顛覆性的重構。
這背後潛藏著一個更棘手的困境：制度化的「監管俘獲」風險。當監管者與被監管者通過立法渠道形成緊密、持續的協商關係，政策制定便容易不自覺地傾向業界的「適應成本」與「可操作性」。功能組別，在某種意義上，是這種協商平衡的法定節點。其結果，是整個體系長期致力於 「平衡各方利益」 ，卻未能將 「市民安全」 置於絕對優先、不容妥協的位置。
二、2026年的覺醒：危機、破窗與戰略窗口的疊加
政府遲至2026年才誓言推動系統性改革，並非源於頓悟，而是舊有路徑在多重壓力下徹底難以為繼的必然。
首先，宏福苑災難是一次終極的「聚焦性事件」。其慘烈程度引發了全民性的憤怒與追問，將建築安全議題燃爆為關乎政府管治能力的信任危機。這創造了壓倒性的政治壓力，使「一切照舊」的選項徹底消失。
其次，災後調查所揭露的，很可能是從法團失能、管理失效到監管形式化的 「全鏈條潰敗」 。這證明了過去依賴業界自律、部門分治的 「分散回應模式」 已徹底破產。
最關鍵的是，北部都會區的戰略窗口已然打開。2026年，正值這項關乎香港未來的工程進入實質建設期。若將舊有缺陷模式移植到這片新土地上，無異於預埋未來的定時炸彈。因此，宏福苑的悲劇與北部都會區的機遇，戲劇性地交織成一個 迫使其「破舊立新」的絕佳契機：必須借回應舊區危機之機，為新區建立一套以安全為核心的現代治理範式。
三、超越「平衡術」：以「四維協同」打破慣性，建立剛性問責
因此，2026年的改革宣示，其深層意義在於標誌著一種治理範式的被迫轉向：從慣於平衡業界利益、行政便利與社會情緒的 「政治平衡術」 ，轉向以公共安全為絕對優先、並為此重構權責的 「剛性問責制」 。
這場革命的成功，取決於能否勇敢踐行 「四維協同」 的系統重建，其核心正是針對性地打破四大慣性：
- 以「制度保障」重鑄骨骼，打破「權責虛化」的慣性：必須修例設立 「持牌人專業判斷獨立存證機制」 ，為堅守者築盾；並為北部都會區立法，從源頭嵌入安全基因與協同架構。
- 以「專業自治」強健肌肉，扭轉「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慣性：推動「法團良好管治認證」與全面實施 「安全信用護照」 ，讓市場獎勵誠信，建立優勝劣汰的健康生態。
- 以「多層共治」激活神經，打通「治理孤島」的行政慣性：在新發展區設立實體化的 「多方協作平台」 ，建立基層風險直報機制，形成貫通上下的治理網絡。
- 以「智慧賦能」暢通血液，改變「資訊黑箱」的監管慣性：建設全港樓宇安全數字監管平台，實現全程溯源與風險預警，讓透明監管成為常態。
結論：應對終極叩問，兌現安全承諾
真正的考驗，現在才開始。改革能否突破三重枷鎖——超越「業界可接受」的思維桎梏、打破「部門主義」的行政壁壘、建立「穿透式」的問責鏈條——將決定其成敗。
這場「從火場到考場」的大考，考官是全體市民，考核的是整個社會——政府、專業界別、市場與社區——能否共同提升名為 「安全治理」 的核心能力。北部都會區不應是舊模式的複製，它必須成為這場深刻變革的首演舞台與示範區。在這張白紙上，我們有機會證明，香港能夠告別「悲劇-檢討-遺忘」的可悲循環。
我們別無選擇。這是一次對城市治理核心價值的終極叩問：我們究竟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捍衛生命價值與公共安全？答案，不在於又一輪的危機回應，而在於我們能否展現出超越制度慣性的集體決心與智慧，兌現那個對生者與未來許下的、關於安全的莊嚴承諾。
聲明：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或機構，並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