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的發展與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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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平

專欄作家/評論員
作者:

楊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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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美國民主的發展,從1775年開始於13個殖民地 ( 州 ),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一路苦戰到1783年,在法國支援下才迎來獨立。當時他們要的,不只是國土自主,更重要的是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擁有自由、平等、法治的保障。這份當年用無數人血汗換來的成果,也成為今日美國民主最厚重的底氣。 

美國從立國之始,為防權力濫用,建立三權分立的架構。總統的行政權、國會參眾兩院的立法權、與法院系統的司法權互相制衡。目的是不讓任何一方獨大專制,讓每一項決策都能多層把關,經得起推敲。(圖:新華社)

美國的立國精神,三權分立是國家強大的基石

美國從立國之始,為防權力濫用,建立三權分立的架構。總統的行政權、國會參眾兩院的立法權、與法院系統的司法權互相制衡。目的是不讓任何一方獨大專制,讓每一項決策都能多層把關,經得起推敲;聯邦制也不是簡單拆分權力,而是因各州情況不一,避免「一刀切」政策,讓治理更貼近民眾的真實需求。那時候的美國民主不是用來當炫耀的標籤,而是實實在在的「以人為本」,保障每一個人的權益,這是美國慢慢崛起的根基。 

槍支暴力更是越演越烈。美國法律爲保護警察,凡殺警案,絕大多數是死刑,可是舊金山的民主黨政府,對黑人毒犯槍殺警察事件,只判終身監禁。(圖:新華社)

美國的民主制度走樣,使制衡成對立,多元變撕裂

可兩百多年過去,這套曾被寄予厚望的制度,慢慢走樣。曾經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如今徹底淪為黨派對立、互相拆台的工具。就拿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涉台)這件事來說,特朗普總統所表現的Calculated Silence(算計後的沉默) ,國務院的IronClad全力支持日本,而國會又急著通過立案支持台灣,批准400億美元軍售案,特郎普又馬上簽字通過。可以說三方各自盤算、各說各話,立場不一,露出多手策略。這讓外界看清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

至於聯邦制下各州的法律差異,更像是一把沒握好的雙刃劍,傷人傷己。有的州放寬大麻管制,有的州依舊嚴禁;有的州廢除死刑,有的州堅持執行;就連最低工資、房地產稅,甚至槍械管理,各州都各有一套、互不相讓。表面上看是尊重多元、包容差異,實際上是治理混亂。

槍支暴力更是越演越烈。美國法律爲保護警察,凡殺警案,絕大多數是死刑,可是舊金山的民主黨政府,對黑人毒犯槍殺警察事件,只判終身監禁。而當年審此案的檢察總長,就是2024年選總統的賀錦麗。這些種種亂象,連民眾跨州工作、安家落戶,都要重新適應,內耗的滲透無處可見。相信這絕不是當年設計制度時的初衷,而是長期以來權力博弈、利益糾纏留下的爛攤子,現在已很難改變。 

但近半個世紀以來,那份曾支撐美國前進的底氣,卻慢慢被內耗磨平。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對立,早已超越單純的理念分歧,而是變成不顧國家利益、民生福祉的意識形態之爭。(圖:新華社)

回顧過去民主的歷程,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改進

美國民主的進步,是一代人與時並進,不斷改革得出的成果。早在清末民初,美國就已完善了制度。1865年廢除奴隸制,撕碎了種族奴役的醜惡面具;1868年確立「出生即公民」的權利,讓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都能有合法身份、享基本權利;1870年讓非洲裔男性拿到投票權,1920年白黑女性終於能直選投票,而我們華裔等亞裔美國公民,直到1952年才真正擁有投票權。每一步突破,都飽含著無數人的抗爭與堅持,來之不易。

美國在20世紀推行民權運動,羅斯福總統推行 New Deal 「新政」,擴大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彌補了美國過去因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貪婪與不公。

今日卻因長期的治理失能,內耗拖垮了效率,造成今日的苦果。

但近半個世紀以來,那份曾支撐美國前進的底氣,卻慢慢被內耗磨平。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對立,早已超越單純的理念分歧,而是變成不顧國家利益、民生福祉的意識形態之爭。這使得政府的法案無法通過,行政停擺。更讓民主制度的執行力,變得失能遲鈍與效率不彰,法規更是跟不上社會的演變。 

年前加州民主黨為了「同情少數族裔貧困群體」,推出「零元購」法案,搶偷的東西價值在950美元以下,在沒有人員受傷,警察無權補逮,最多只能開罰單,這種政策看似是關懷弱勢,實際上就是助長犯罪風氣。(圖:新華社)

種種內耗的例子 ,拖垮美國的發展

加州高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三十年前開始規劃,本可打通西部交通脈絡,方便百姓出行,卻因環保爭議不休,中央與地方互不相讓,拖至今日仍未完工,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最後損失的是民眾。 

更讓人痛心的是2025年初南加州的大火,左派政府一味偏執於環保,為了保護魚類而限制水源調配,對老化的水電基礎設施而不顧,最後導致山火蔓延,燒毀大面積房屋。這就是內耗帶來的治理失能,是偏執釀成的慘痛苦果,無不是每一個美國政客都該好好反思的教訓。 

除此之外,左派民主黨政府推行的過度(DEI  , Affirmative Action)平等、平權、包容政策,也都讓治理失能雪上加霜。過度強調的族群比例,反而忽略了個人的能力和資歷,讓一些資歷不夠、能力不足的人進了執政體系,最後導致行政效率低下、治理漏洞百出。 

年前加州民主黨為了「同情少數族裔貧困群體」,推出「零元購」法案,搶偷的東西價值在950美元以下,在沒有人員受傷,警察無權補逮,最多只能開罰單,這種政策看似是關懷弱勢,實際上就是助長犯罪風氣,讓守法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失去保障。

更不合理的是,民主黨主政的大城市裡,雇用條件更是偏離「唯才是舉」。警察局長、工務局長大多由非洲裔擔任,客觀現實是;當地的犯罪者多半是非洲裔,這造成了治安的敗壞。而教育局長也過半選擇拉美裔,造成有能力的白人或是合資格的華人,難有任命機會。這些失衡的用人政策,一直到特朗普領導的右派共和黨政府上台後,才得到一些糾正和改善,但傷害已經造成。 

美國的內耗,從來不只是政治層面的爭鬥,更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影響著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子。而財富分配失衡和人口結構變遷,也是另一個問題的核心根源,牽一髮而動全身。(圖:新華社)

美國正面對社會撕裂與實力衰退的雙重困境

美國的內耗,從來不只是政治層面的爭鬥,更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影響著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子。而財富分配失衡和人口結構變遷,也是另一個問題的核心根源,牽一髮而動全身。如今美國的貧富差距拉大,富人越富,普通人卻掙扎在溫飽線上,曾經撐起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也逐漸縮小;與此同時,社會福利支出激增,造成政府沉重的負擔。

更棘手的是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正在重塑美國的社會格局。主流白人精英的生育率持續下降,再加上人口老化嚴重,直接導致技術勞工短缺,這直接制約了經濟活力。而非洲裔和拉美裔的生育率卻居高不下,不僅改變了美國的人口構成,更因為這些族群中部分人面臨的發展困境、資源分配不均,滋生了大量社會犯罪問題,進一步加重了地方財政負擔。

人口結構變化的背後,也是非法移民問題的加劇,是不同文化、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更是民主制度與民族主義在國家認同上的深刻矛盾。無論是合法移民還是非法移民的大量湧入,都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碰撞,不同群體之間的分歧也凸顯了矛盾的激化,尤其是穆斯林人口融入美國傳統基督教社會的難題,衝擊了文化價值,催生了一系列難以化解的社會問題,讓美國越來越難凝聚共識。

與此同時,傳統白人面對當下的多元化主義浪潮,例如:同婚合法化、廢除死刑、毒品合法化這些顛覆傳統價值的變革,感到極大的不安和焦慮。這種價值觀的分歧,也加劇了美國的內耗。

移民政策的兩極化,更是把這種內耗推向了深淵,左右兩派各走極端,找不到一個理性、可行的方案可以協調。民主黨的「過度包容」,共和黨的極右保守,走向了兩個極端。特郎普總統一連串的管控移民、維護本土利益的政策,卻把許多優秀的科技人才,趕出了美國,去了加拿大、歐洲,也回到中國,反而幫助了這些國家在科技、經濟領域的競爭力,最後損害到美國的創新和經濟核心的競爭力。

另外,特朗普的加大拘捕非法移民政策,也陷美國的農場、餐館、建築工地大量缺工,也將一步步拖累美國整體經濟的正常運轉。而極端的移民政策,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裂,北加州舊金山灣區的聯邦法院,因此有三分之二的移民法官,因同情非法移民、不認同現在政府的強硬移民政策,而被特朗普直接革職。這種不顧司法獨立的作法,已直接傷害美國的司法體系。 

特朗普喊出「美國優先」,想把製造業找回來,但這絕不是喊口號就能實現。而是背後需要大量紮實的準備工作。(圖:新華社)

回不去的美國製造業

除了社會、政治的內耗,曾經讓美國驕傲的製造業,也在這場無休止的內耗中慢慢衰退。我身在舊金山,對海灣大橋的事件印象深刻。這座橋東段在1989年遭遇7.2級大地震,嚴重受損。重建工程主要由上海振華重工負責建造。按照美國法規規定,部分零件必須由美國本土製造。但結果卻出現美國新造的螺栓出現嚴重的脆化和斷裂問題。

由此可見,1930年代美國所製造的螺栓強度標準和質量,竟然比現在美國製造的還要好。顯示了這不是簡單的技術退步,而是美國整體製造業的衰退。這是缺乏專業而熟練的技師;質量管控也出現了漏洞所致,這就是美國製造業衰退的證明。

2025年12月1日,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公開警告,現在美國的技術勞工缺口至少有100萬人以上,在基礎建設領域的勞動力供應上,美國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真實的現狀。美國現在缺的不是資金和研發高科技人才,而是缺乏能勤奮認真幹活的勞工、及具專業技能的工人。

特朗普喊出「美國優先」,想把製造業找回來,但這絕不是喊口號就能實現。而是背後需要大量紮實的準備工作。例如: 完善技能培養體系、加強技術學校的培訓,讓更多年輕人掌握製造業技能;重建學徒制,覆蓋鋼鐵、水泥、機械、電子等各個領域,找回過去美國人的工作精神,才有可能把美國的製造業找回來。

馬斯克曾說,中國工人勤奮又聰明,這句話我很認同。而現在美國,最缺的就是這種工作精神,最缺的是能跳出黨派私利、擺脫極端對立,真正聚焦民生、紮根基礎的理性與擔當。

我從事政治研究這麼多年,我一直認為,民主沒有完美之說,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套民主制度是萬能的。民主的價值也需與時並進去不斷的完善,並不忘立國初心的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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