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復興與香港法治：新一代如何尋回文化根脈？

2025年10月23日，在紫荊文化論壇的現場，香港大學法學院政治理論講席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貝淡寧教授以「儒學復興及其對香港的意義」為題發表演講。他指出，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多元、以法治為根基的社會，若能同時強化文化認同、活化儒家思想，將可在制度與傳統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這番言論引起不少共鳴：在一個以普通法制度為基石的城市，談儒學，會否顯得「離地」？對此，筆者作為香港大學生，反而認為——未必。正因為制度與文化存在張力，才更需要探索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尋回屬於香港的文化根脈。

近年內地的儒學復興可謂聲勢浩大，「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貝教授曾提及山東地方官在晉升考核中，會參照其對父母是否盡孝——這樣的制度設計雖有爭議，卻展現了傳統倫理對現代官僚體系的滲透力。但香港的情況不同。我們無需複製內地經驗，而是要尋找自身的文化語境。儒學在香港從未真正中斷，尊師重道、長幼有序等價值仍根植於家庭與校園生活中，甚至反映於政策設計，如政府鼓勵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公屋並提供租金優惠，正是一種制度化的孝道實踐。問題在於，年輕一代如何與這套價值重新對話。當「儒學」被簡化為背古文、聽說教，它就難以產生共鳴。文化要進入生活，必須讓青年成為主體。儒學的現代詮釋，應該從「被教導」走向「自我解讀」。

在香港高校的課堂上，法治與人文的界線正被重新劃定。身為一位擁有LLB和LLM背景的大學生，我發現越來越多法律學者開始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審視制度。課堂上，我們討論過孔子的「仁」與孟子的「義」是否仍能啟發現代法律倫理，這不僅是學術好奇，更是制度反思。今日的法治教育，若只關注條文與判例，便難以培養具備人文關懷的法律人。將儒家倫理納入法律討論，不是要取代規範，而是讓制度更有溫度、更貼近社會。當青年法律人開始追問：「公正能否與仁愛並行？」——這正是香港法治成熟的表徵。

文化復興不僅發生在學術討論中，更在日常互動裡悄然萌芽。筆者在LLB時期修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授課教授俞秀玲以平等對話方式引導學生理解《論語》。一場關於「孝道」的交流會成為轉折點：同學們不再只是聽講，而是從自身經歷出發談家庭關係的衝突與和解。討論之後，學生自發成立讀書會，將《論語》章句與當代議題對照討論。儒學由此脫離書本，變成理解自我與世界的語言。這種由下而上的文化內化，比任何口號都更有力量。

除了課堂，筆者也曾參與文化機構舉辦的非遺展示活動。古法造紙術的演示令人嘆為觀止，筆者親手抄出一張紙的瞬間，真切感受到傳統工藝的魅力。然而，活動結束後，觀眾多半拍照打卡便離場，「熱鬧過後的沉寂」令人反思。制度化推廣固然重要，但若缺乏青年群體的持續參與，文化復興終將淪為短暫表演。文化傳承不能僅靠政策輸送，還需要民間的熱情與創意來接力。制度提供框架，民間注入靈魂；只有兩者並行，文化生命才能長久。

總結而言，香港完全有條件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文化建構之路。讓法治與儒學在新一代青年身上融合互動。貝淡寧教授的觀點恰好點明關鍵：法治提供穩健的制度基石，文化認同賦予社會精神歸屬。未來的香港，無需複製內地的「儒學復興」模式，而應以創新思維將傳統價值融入城市治理與教育實踐。大學生可以成為文化塑造者，從課堂討論到社區實踐，把「仁義禮智」的精神轉化為公共行動。當獅子山精神遇上儒家智慧，當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並肩而行，香港便不再在「制度」與「文化」之間搖擺，而是在兩者交融之處，找到屬於這座城市的自信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