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 20 日，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 —— 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舉行開業儀式。30 餘個《國際調解院公約》締約國和簽署國代表，連同香港特區各界近 200 名人士出席儀式，外交部副部長華春瑩、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均在儀式上致辭，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剛果（布）、基里巴斯、巴基斯坦、肯尼亞、多米尼克等締約國代表亦先後發言，共同見證這一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時刻。
王毅說，經公約談判國商定，香港將成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圖：國際調解院）
短短 5 個月內，國際調解院完成了公約簽署、生效至開業運營的全過程，這樣的速度在國際組織建設史上極為罕見。正如華春瑩所言，這一「加速度」充分證明國際調解院順應時代潮流，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其秉持的理念與全球治理倡議高度契合：奉行和解合作和諧，堅持公平公正公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倡導以人為本，注重務實導向 —— 這些原則不僅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法治正能量，更為香港打造「調解之都」鋪就了堅實道路。
回溯國際調解院的籌建歷程，可見其誕生並非偶然。早在 2022 年，中方已與立場相近國家達成《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正式啟動籌建進程；2023 年 2 月，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成立，開始推進《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2024 年 10 月，中方與 18 個國家圓滿完成公約談判，確立了組織架構、受案範圍、調解程序、締約國權利義務等基本規則，並確定將總部設在香港；2025 年 5 月 30 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33 個國家的代表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並代表中國簽署公約；同年 8 月 29 日，公約正式生效，截至開業時，共有 37 個簽署國，其中 8 國已完成國內批准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華春瑩女士擔任國際調解院首屆理事會主席。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面臨諸多困境。聯合國面臨「破產危機」，會員國拖欠會費導致財政前景「極度脆弱」，甚至面臨無法繼續運作的風險；傳統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同樣陷入瓶頸：聯合國安理會的「大國一致」機制淪為「大國否決」的政治遊戲，俄乌衝突、巴以衝突等難以通過這一機制獲得制度性解決；國際法院、常設仲裁法院因安理会機制削弱而功能受限，國際刑事法院因管轄權爭議和政治偏向性裁決遭多方抵制，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上訴機構則因美國阻撓長期癱瘓。在訴訟、仲裁、調解三種主要國際爭端解決方式中，訴訟與仲裁的對抗性特質日益凸顯其局限性，調解逐漸成為彌補這一空白的「制度藍海」。
國際調解院的出現，正是對這一困境的及時回應。其調解範圍廣泛，涵蓋四類核心爭端：一是國家間涉及領土、安全、環境保護、人道主義等領域的公共國際法爭端；二是國家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的爭議，為傳統投資仲裁提供更靈活、低成本的替代機制；三是企業或個人間的國際商事爭端，如跨境商貿合同、服務合同、技術許可、股權投資等民商事糾紛；四是區塊鏈、人工智慧、數字貿易等新興領域的爭議。與訴訟、仲裁相比，調解的優勢更為突出：其一，非對抗性特質更注重通過友好協商達成共識，而非簡單依據法律確定權利義務，更有利於維護當事方長遠利益；其二，程序靈活、成本低廉、效率更高，可根據具體情況調整法律適用與規則，提供更契合實際的解決方案；其三，設立調解結果登記備案制度，經備案的協議可在締約國直接執行，有效解決了傳統爭端解決機制中「執行難」的問題。
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作為國際自由港與貿易樞紐，香港長期以來在司法領域兼具優勢 —— 既兼容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積累了大量國際判例，又擁有高水準的法律服務業與跨法系執業人才，法治指數長期位居全球前列。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香港的地理便利與法律積累，能與國際調解院的運作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也早為國際調解院的落地做好準備：2023 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深化調解文化與制度建設；2025 年 5 月，國際調解院總部確定選址香港舊灣仔警署，翻新工程加快推進，預計年底即可完工投入使用。這一安排不僅鞏固了香港的國際法律中心地位，更為香港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與經濟效益，有助於匯聚高端人才推動調解法律服務升級，是「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生動實踐。
從全球治理格局來看，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標誌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規則制定中話語權的提升。其創始成員國中，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占比頗高，這與西方主導的傳統國際組織形成鮮明對比。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憑藉法律傳統與國際關係實踐，將自身塑為「國際法主體」，甚至將霸權與強權原則包裝為法律規則；而國際調解院的出現，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更公平的平台 —— 正如津巴布韋外交與國際貿易部長穆爾維拉所言，其核心理念在於「和平解決爭端」，任何國際爭端都不應以戰爭為解決方式，而應通過和平調解實現共贏，這一主張契合全球南方國家對正義、和平與主權尊嚴的追求。
中國在國際調解院的發起與推動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屢次展現調解智慧：2023 年促成沙特與伊朗實現歷史性和解，推動中東地區掀起「和解潮」；2024 年主辦巴勒斯坦各派别內部和解對話，幫助 14 個政治派别結束 17 年分裂局面、成立臨時民族和解政府。這些實踐為國際調解院的運作積累了寶貴經驗，也讓更多國家看到東方「和為貴」智慧在解決國際爭端中的獨特價值。國際調解院的理念，正是將這種智慧與現代國際法相結合，既體現《聯合國憲章》中調解條款的制度化、機構化與程序化，又賦予其更靈活、更務實的內涵，成為中國為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制度公共品。
展望未來，國際調解院將與現有國際訴訟或仲裁機構形成互補，為各國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新平台。不同於傳統機構的「被動等待」，國際調解院更傾向於主動關注全球各地局勢，及時介入潛在爭端，將「火星」消滅於無形。隨著更多國家加入，這一機構必將在緩和國際關係緊張局勢、解決經貿與地緣政治矛盾中發揮更大作用，成為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重要力量。而香港作為其總部所在地，也將藉此機遇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高層次外交、全球治理與軟實力構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與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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