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眼中的中美新秩序：觀點與立場的重構

最近我看了美國專門研究中國與全球南方發展的學者/媒體人Eric Olander所主持的 China-Global South Projects podcast 節目，其中一些討論讓我感觸良多。Eric Olander是「中國 – 全球南方計畫」( CGSP ) 的創辦人之一。CGSP是一個全球關注中國與開發中國家 ( 非洲、拉丁美洲、 東南亞、中東 、中亞）關係最權威的獨立媒體與研究平台之一。

Olander長期研究中國與全球南方關係，也長期生活在亞洲。節目中，他們談到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其中談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如果我們暫時放下「民主與威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被用了幾十年的政治標籤，只看一個國家實際在做什麼的話，就會發現21世紀的世界，正在出現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角色變化」。

有些在過去屬於美國的語言，今天卻從北京說出來；而一些我們曾經認為只會出現在「革命年代」的反建制政治，卻在今日的美國出現。

值得關注的是，「全球南方」看待中、美兩國的眼光，正在發生變化。這已不是簡單的討論「東昇西降」，也不是研究中國是否已經取代美國?更客觀的說，中、美並沒有交換位置，只是正在交換部分「歷史功能」。世界也不是正在進行「霸主換莊」，而是在進行淡化「只有一個中心」的秩序。

二戰結束後，美國是現代國際經濟秩序最重要的設計者之一。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到後來的關貿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美國長期所信奉的是商品、資本與技術跨越國界的流動，以提高全球生產效率，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到了1980年，里根時代，他是自由貿易的主導者，推動西方世界秩序、全球化與市場開放、施行自由貿易、鼓勵全球競爭，成為了美國對經濟理論的重要符號。

所以Eric Olander在節目裡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Xi as Reagan」。

當然，我並不完全認同這麼簡略的說法。因為習近平不是里根，中國也不是1980年代的美國。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發展階段和國際處境完全不同。如果硬要把這兩個人直接畫上等號，並不準確。

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竟然承擔了一部分相似的「政治角色」。2017年，習近平第一次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這正是西方保護主義剛開始抬頭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站在全球資本主義最具象徵性的舞台上，公開談論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他解釋了「一帶一路」的多邊主義建設全球貿易；兼備基礎建設投資，推動市場經濟，主張打破貿易關稅壁壘，成為了「全球自由貿易的捍衛者」。

中國從40多年前一個相對封閉、資本與技術不足的發展中國家，銳變成今天全球製造業、供應鏈和商品貿易中極其重要的一環。中國企業大量投資實體經濟的電池、太陽能、電動汽車、基礎建設，推動全球貿易工業化的進程。以當前中國所發展的工業經濟的轉型，主力開發人工智能機器人與生物科技的方向，是非常相似當年里根所推動的「供給面經濟學」( supply – site economics ) ，由政府投資帶動正個美國工業與高科技的升級，邁向全球市場化的擴張。當年，里根所強調的的就是國家力量的重構 ，以「實力求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 ，這與習近平現在要在「全球南方」國家建立一個以實體經濟、基礎建設的「硬實力」為核心的國際和平秩序體系，有著相同的理念。有趣的是，當年設計全球化秩序的美國，今天卻逐步收緊市場；而當年站在這套秩序門外的中國，卻成為全球化最重要的參與者和受益者之一。

特朗普今天的關稅政策，搞亂了全球的經濟，但為何還是深獲部分美國選民的支持？主要原因在於全球化所創造的巨大財富，並沒有平均分配。如華爾街、矽谷、跨國企業、高技能人才才是全球化最大的獲利者；但對美國的一些傳統製造業地區，卻經歷了工廠外移、就業結構改變、社區衰退與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這是特朗普打關稅戰獲得支持的原因。

在America First背後，特朗普要讓製造業回流、供應鏈重建，照顧美國被全球化傷害的本國人，或許可以被理解。客觀一點看，今天中、美政策的互換，其實只是兩個國家，在重新找回「國家利益」與「全球化」之間的新平衡。中國需要「世界市場」，美國需要的是「產業安全」；中國開始強調內需與科技自主，而美國要的是重拾製造業與產業政策。這也許正在說明了，世界可能不是正在走向「去全球化」，而是進入另一種「全球化」的調整。我把它理解為「全球化2.0」。

在未來，我們所看到的世界，也許依然貨暢其流，卻不再完全互信；國與國間仍需互相依存，卻會避免致命依賴；可以追求效率，但要把「國家安全」重新放回經濟政策的核心。

Olander節目還提出另一個更具衝擊性的歷史類比。美國現在所出現的特朗普與MAGA的崛起。這種反建制、反官僚、反傳統菁英、質疑主流媒體，領導人繞過既有政治體系，直接與群眾建立政治連結的種種現象，正說明了，特朗普正代表著美國某一群對時代不滿的民眾。

20世紀某些國家的「政治運動」中，曾出現過類似的「顛覆性」的政治人物。特朗普的「大破大立」，不只打破了二戰後，美國所建立的多邊主義與全球自由貿易秩序，同時向內打擊華府建制派的政府體制、批判主流媒體、發動美國右翼的民粹主義 ( MAGA)的群眾運動、採取孤立主義、退出國際組織、破壞歐美傳統盟友關係，像極「破局者」的領導人物。 

如果站在華盛頓或北京看世界，很容易把世界理解成「中、美競爭」。但是如果站到印尼的雅加達、巴西的巴西利亞、沙特的利雅德、南非的約翰尼斯堡，甚至中亞和非洲去看，就截然不同。

全球南方並不是一個「政治集團」。它的成員有印度、巴西、印尼、沙特地阿拉伯、南非、越南，他們各自都有各自的國家利益，不會因為與中國經貿合作，自然變成中國的「政治盟友」。他們還是有自己的「戰略自主」意識。在安全上他們會和美國合作，經濟貿易會與中國往來，能源可以和中東合作，軍事裝備就分散不同國家購買，外交上同時參加不同的多邊機制。他們不會完全的選邊站。他們判斷大國的標準，開始變得非常實際，未來大國競爭可能不只是「制度競爭」，更是一場「國家能力與發展能力的競爭」。

南方國家看中的，已經不是看誰的制度好，而是誰能把事情做出來。中國對南方國家的吸引力在於，中國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太陽能板、電池、電動汽車和通訊設備到大型的基礎建設。

Olander在節目裡還談到新教倫理與儒家傳統的相似之處。100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Max Weber )中 ，他認為新教的教義是資本主義興起繁榮的核心動力。

新教倫理教人要約束自己的私慾、遵守社會規範、倫理秩序、節儉、勤奮、再投資、注重教育。而美國的新教徒，例如閱讀摩門經的《基督耶穌後期聖徒教會》，成就許多成功的企業家。而現在存在於「全球南方世界」的成功案例，部分要歸功於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他們克己復禮、重視教育、節儉儲蓄、強調集體秩序、延遲享樂（Deferred Gratification)、勤勞奉獻，推動整個東亞模式與工業化的起飛，造就了世界經濟的引擎。儒家思想與新教倫理雖不相同，卻在現代工業化的過程中產生了相似的文化助力

我們也許並不完全認同Olander節目中的「類比」，習近平並不是里根；今天美國的反建制政治，也不能與20世紀任何一場政治運動簡單的畫上等號；儒家思想有別於新教倫理。西方政治制度經過了80年的驗證，已經更難解當今的世界。自由貿易不再只屬於西方，全球化與國家主義已經可以同時存在，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產業政策是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國家。

全球南方更不願意按照「親美」或「親中」把自己整齊分類。世界正在從一個「相對單一中心」的時代，慢慢進入更加複雜的「多中心」時代。美國不再獨霸天下，中國不可能單獨定義下一個世界。南方世界開始擁有比過去更大的選擇空間。這才是「全球南方崛起」最珍貴之處。

世界從來不缺一個陣營的誕生，而是期望能夠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可以有更大的空間選擇自己的道路。

如果要我用一句話概括這場正在發生的歷史變化，我會認為：中、美沒有交換位置，交換的是部分的「歷史功能」；世界不再只看誰是霸主，因為未來不再只有以美國為中心的獨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