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導遊迪麗努爾的一句解說，在網上觸動不少人：「因為人民需要這樣一條好走的路，祖國可以讓高山讓路，讓河流低頭。」
她口中的，是貫穿天山山脈、全長逾二十公里的天山勝利隧道。
這條隧道位於國道 G575 線烏尉公路果子溝段，是世界最長的高速公路隧道之一，總長約 22.13 公里，穿越海拔超過 3000 米、長期冰雪封閉的地帶，整體建設期約六年，於 2023 年底全線貫通並投入使用。
這條隧道打通後，大大縮短了南北疆之間的行程時間，亦提升了運輸和民生保障能力。
迪麗在介紹時，又補上了一句同樣令人動容的話：「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頭有人民。」
這句說話點出了基建的最終價值：不是「征服自然」本身，而是「為人民多走一步」的政治意志和執行決心。
把鏡頭由天山轉回香港。
作為長期駕車往返青山道及大涌道的市民，我對區內一項看似不起眼的工程特別有感。
幾年前，政府為照顧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決定在原有的大涌道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方便居民使用。
這個初心，本來值得肯定。
根據工地旁路政署的告示牌，工程動工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14 日，原定完工日期是 2024 年 6 月 15 日。
最近現場最新張貼的資料，預計完工日期已延後至 2026 年 10 月 4 日——意味著，一部加建在行人天橋旁的升降機，整體工期將近四年半。
由於原天橋設計並未預留日後加建升降機的空間，施工期間需要封閉靠近天橋一側約一條半車道，原本筆直、靠交通燈管理的路口，被迫「改線」成一條「S」形車道。
對守規矩的駕駛者而言，這是一段必須減速、小心轉彎的窄路；但現實中，總有人仍以直線思維駕駛，在「S」形彎道硬闖直線，結果產生不少險象環生的畫面。
更令市民困惑的是，不少時間經過工地，會發現現場沒有工人作業的情況並不罕見。
當然，工程安排可能涉及分段施工、夜間限制或等待某些批文，但從旁觀者角度看，很容易產生另一種印象：工程既然已經「攞咗數」，即使進度放慢、工期延長，也不見得有人會承擔責任；若預算不足，還可以申請追加。
這種「不急不忙」的工地景象，與市民每天在「S」形車道上爭分奪秒的通勤壓力，形成鮮明對比
如果按最新預計日期計算，這項工程需時約四年半；即使以原訂 2024 年 6 月 15 日為準，也要超過兩年。
當然，城市工程有其複雜性：要顧及地下管線、交通改道安排、噪音管制時間、居民意見等，不能簡單與在天山腹地開鑿隧道作一比一比較。
然而，市民心中的疑問並不在於「是否可以接受多花兩年」，而在於「為何一項技術門檻相對明確的升降機加建工程，會在原訂工期的基礎上，再延長超過兩年？」
若以天山勝利隧道為例，一條 22 公里的高速公路隧道，從立項、勘探、施工到通車，大致在六年左右完成；反觀香港，為一座現有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卻需要四年多，難免令市民產生「投入與產出是否成正比」的質疑。
這裡並不是要貶低任何一位工程人員的專業，也不是要簡化城市工程的複雜度，而是希望透過一個具體案例，提醒我們：問題可能不在工程本身，而在背後的制度和習慣。
第一，工期估算是否一開始就過於樂觀？
若在前期勘查和招標階段，對地下設施、交通紓緩安排、夜間施工限制等因素估算不足，最終導致工程延誤，這既反映承建商的專業能力，也反映批標部門在審批時是否對風險評估有足夠追問。
第二，延誤成本如何分擔與問責？
當工程超出原訂完工日期超過兩年，額外成本由誰埋單？
合約中是否設有清晰的「分段里程碑」、「違約賠償」及「獎懲機制」？
若延誤主要因承建商管理不善，理應有相應責任；若因政府部門追加變更設計或批文拖延，則應向公眾交代。
透明，往往比結果更能建立信心。
第三，工地現場管理是否得到應有重視？
當市民頻頻發現工地長時間欠缺施工人手、機械閒置，而道路卻持續以「臨時改道」方式運作，難免會懷疑：我們是否在容忍一種「工程可以慢慢做，市民就慢慢忍」的文化？
如果施工安排只是為配合承建商的人手調配，而不是從減少對市民影響出發，這種習慣就值得好好檢視。
第四，安全與民生影響是否被放在同一層面考慮？
現場交通改道後形成的「S」形車道，中間涉及多重轉向和視線盲點；若僅靠臨時水馬、臨時交通牌及「SLOW 慢駛」提醒，而沒有更精細的風險評估與交通執法配套，那麼工程期間的安全風險其實已「外判」給每天使用該路口的市民。
香港過去數十年依靠嚴謹制度建立「工程質素」口碑，但近年不少市民都有一種共同感受：工程延誤和「長期臨時措施」似乎正變成常態。
問題不在一次延誤，而在於延誤背後缺乏清晰交代、缺乏制度性的檢討和改進。
如果政府真心希望提升管治效能，或許可以從幾方面着手：
把「工期準確度」及「對民生影響管理」納入部門及承建商的重要評核指標，而不只看最終是否「完工」。
對重大延誤項目，定期公開簡短報告，說明延期原因、補救措施以及責任如何分擔。
強化前期設計和勘查，避免「先開工再慢慢改設計」的情況；寧願在未開工前多花時間打好基礎，也好過在施工中不斷追加變更，延誤工期、增加風險。
在合約上明確要求承建商提交「工地出勤」和「關鍵工序」的時間表，並把實際執行情況與付款及續約掛鈎，減少「有工地無工人」的情況。
這些做法，既不是「秋後算帳」，也不是為了「捉替死鬼」，而是讓制度向更精準、更以市民為本的方向前進。
新疆導遊迪麗所說的「讓高山讓路，讓河流低頭」，其實是一種以人民需求為起點的政治宣示。
當國家願意在三千米高山之間鑿出隧道，是因為那裡有需要被連接的人民；同樣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社區，為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也是照顧基層、長者、傷健人士的具體體現。
問題在於：當我們在宏觀層面高調說「以市民為本」之時，能否在微觀的工程管理、道路改道設計、施工安排及問責制度中，保持同樣的決心和敏感度？
一部升降機要不要四年半，表面上是工程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政府對時間成本和安全風險的態度」。
如果說天山勝利隧道象徵的是「國家願意為人民打穿山脈」，那麼香港這類加建升降機的工程，應該體現的是「城市願意為市民清走制度上的彎路」。
真正的魄力，不只是在宏大的建設上展現，也包括在每一項看似細微的社區工程中，對準時、專業與透明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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