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獵物”到“棋手”：“全球南方”的集體韌性與新秩序構建

歷史從未遠去，它只是換上了現代的裝束再度登場。當美國海岸警衛隊在公海扣押委內瑞拉油輪，並通過國內立法為此類行為貼上“執行制裁”的標籤時，我們目睹的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 “結構性海盜” 劇本在21世紀的完整上演。它以金融制裁為絞索，以輿論污名化為掩護，最終目標是對主權資源進行合法化掠奪。更令人警醒的是，此種戰術正升級為對國際體系的戰略性拆解: 近期某大國一次性退出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亞洲反海盜區域合作協定在內的數十個國際組織，清晰地表明其邏輯已從“選擇性利用規則”轉向“系統性破壞規則”。 

這一嚴酷現實，將“全球南方”國家置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十字路口。它們既是“結構性海盜”最直接的潛在獵物，也是舊有國際秩序失靈時最無助的承受者。然而，危機中也孕育著重構的契機。擺在“全球南方”面前的，不再僅僅是“如何適應規則”的老問題，而是“如何共同塑造規則，以避免被掠奪命運”的生存性新課題。從被動的“獵物”轉變為主動的“棋手”，構建跨越區域的集體韌性，已從一種理想主義倡議，上升為一種迫切的戰略必要。

“全球南方”在“結構性海盜”模式面前，首先呈現出深刻的、系統性的脆弱。這種脆弱性深植於當前的國際權力與經濟結構：美元霸權體系可隨時將一國海外資產變成“凍結戰利品”；全球話語機器能輕易地將一國政府“污名化”為干涉藉口；而關鍵的戰略資源，往往成為引來覬覦的“詛咒”。

 然而，必須清醒認識到，“全球南方”絕非一個內部同質的整體。其內部存在巨大的差異性，這構成了集體行動的現實起點： ·

發展階段的鴻溝：既有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也有眾多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中小經濟體。據統計，部分非洲國家超過60%的出口收入依賴石油、天然氣或礦產資源，其經濟結構單一性與脆弱性遠高於工業體系更完備的國家。 

 利益訴求的多元：各國地緣處境、對外關係（部分國家與西方傳統聯繫密切）和優先發展議程不盡相同。 

治理能力的落差：部分國家面臨內部治理挑戰，這可能限制其參與複雜國際協調的能力。 

因此，構建“集體韌性”不能依賴於強求一致的“一刀切”方案。其戰略基礎不在於掩蓋差異，而在於認清共同的系統性風險，並在具有最大公約數的領域，尋求分層、分類的務實合作。團結的起點，正是對這種差異性與共同命運並存的清醒認知。

認清共同的系統性風險與內部的複雜性，是“全球南方”形成戰略自覺的第一步。下一步，則是從分散的個體防禦，轉向建構互聯互通的集體韌性網絡。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需圍繞三大支柱展開，且必須直面其中的現實挑戰。 

支柱一：打造“去武器化”的金融與貿易循環。 

核心目標：降低對單一、可被武器化的金融與貿易基礎設施的絕對依賴，構建多元化的“備份系統”與“緩衝地帶”。 

具體路徑：推動雙邊及區域性本幣結算安排擴容，利用數字貨幣技術提升效率；在糧食、能源、關鍵礦產等領域建立優先供應與儲備互助機制。 

主要挑戰與原則：必須正視現有美元體系的強大網絡效應和轉換的巨額成本。因此，應遵循 “增量建設”與“關鍵領域優先” 原則，從最具戰略緊迫性、最有共同意願的夥伴關係和商品貿易類別入手，由點及面，而非追求不切實際的迅速替代。 

支柱二：構建“發展導向”的規則與爭端解決平台。 

核心目標：奪回部分國際規則的定義權與解釋權，使其更契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與公平訴求。 

具體路徑：將類似“全球經濟治理香港對話”的機制常態化與網絡化；強化區域仲裁中心，發展更理解南南合作情境的爭端解決服務。 

主要挑戰與原則：國際規則話語權的爭奪是長期過程。應著眼於制定在數字貿易、綠色融資、可持續債務等新興領域的 “軟法”與最佳實踐，積累影響力，並堅持開放包容，避免形成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支柱三：創立“主權危機”協商與應對框架。 ·

核心目標：在傳統軍事同盟之外，探索針對混合威脅（金融制裁、網絡攻擊、輿論抹黑）的集體預警、政治協調與法律互助。 

具體路徑：建立安全信息共享網絡；設立外長級快速磋商機制；為成員國提供國際法理支援與多邊外交聲援。 

主要挑戰與原則：此舉敏感度高，易被誤讀為走向軍事結盟。必須明確其 “危機管理”與“規則捍衛” 的核心屬性，強調依據《聯合國憲章》行事，服務於制止“結構性海盜”與維護國際法治的目標，從而與不結盟原則取得協調。

藍圖的實現，需要賦能者與務實的路徑。新興大國與關鍵樞紐可以發揮催化劑與賦能平台的作用。例如，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其堅持發展優先、包容普惠的原則，有助於凝聚全球南方共同邁向現代化的共識。而香港這類兼具主權後盾與國際化網絡的樞紐，則可成為理想的“規則實驗室”與“專業服務中心”。 

行動的關鍵在於找到 “最小化可行產品”（MVP） ，從具體而微的實踐開啟“集體學習”的進程。這可以借鑒在氣候韌性等領域已被驗證的“社區系統動力學”方法，即通過聚焦具體問題、匯集多元行為體、共建系統認知來推動協作。例如，可選擇一兩條關鍵的能源或礦產貿易走廊，由相關國家自願發起，試行一套包含本幣結算、聯合保險、法律適用與危機協商機制的“韌性貿易試點方案”。成功的模塊可以被覆制和推廣，其核心在於邁出第一步，在實踐中積累互信，迭代升級。 

“結構性海盜”的威脅與體系性拆解的行為，揭示了一個冷酷的現實：

在一個規則可能隨時被武器化的世界裡，等待霸權者的仁慈或舊體系的自我修復，無異於戰略上的自棄。 

對於“全球南方”而言，真正的出路在於認清命運相連的現實，主動將分散的脆弱性，轉化為互聯的韌性。這不是要建立一個對抗性的封閉聯盟，而是要構建一套開放的、基於共同發展與主權尊嚴的 “備份系統”與“協作網絡” 。這個過程注定漫長且充滿挑戰，需要極大的戰略耐心與務實智慧。 

歷史的十字路口，從來不是被動等待選擇的場所，而是主動創造選項的戰場。“全球南方”國家擁有世界大多數的人口、資源與發展渴望。當它們開始有意識地將這些散落的籌碼彙聚起來，通過務實的合作從“集體學習”走向“集體行動”，共同書寫關於公平、安全與發展的新敘事時，一個更加公正、穩定的國際新秩序的輪廓，才會在舊秩序的痙攣中，逐漸變得清晰。這不僅是為了生存，更是為了奪回一個屬於所有國家的、值得期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