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防」到「戰爭」：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話語的演變及其意涵

2025年9月5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簽署行政命令，授予國防部（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在官方活動中使用「戰爭部」（The Department of War）作為其次要名稱的行為，是美國國內保守意識形態回潮、地緣政治焦慮加劇以及黨派政治鬥爭激化等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標誌著自1947年《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以來所奠定的美國全球戰略敘事的重大調整，預示著美國可能拋棄以威懾和集體安全為基石的戰後戰略框架，轉而擁抱一種更具民族主義色彩、更具對抗性、更趨單邊行動的霸權邏輯。

現代美國國家安全體系的誕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慘痛教訓和戰後冷戰格局的直接產物。二戰暴露了美國戰前軍事指揮體系的碎片化弊端，分立的戰爭部與海軍部導致了嚴重的戰略失調。面對與蘇聯的長期對抗，建立一個統一高效的指揮體系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

1947年簽署的《國家安全法》正是這場範式轉移的制度性成果。該法案創設了「國家軍事機構」（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首次將陸軍、海軍及新成立的空軍以傘狀結構的方式整合於一位文職國防部長之下，以實現武裝力量的「權威協調和統一指揮」（Authoritative Coordination and Unified Direction）。1949年，國會修正案將其正式更名為「國防部」，並進一步強化了國防部長的統一領導權。

從「戰爭部」到「國防部」的名稱變更，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抉擇。在核武器時代，全面戰爭意味著相互確保摧毀，一個以「戰爭」為導向的部門在戰略哲學上已不合時宜。新的名稱旨在向國內外傳遞一種新的戰略重心，即在核威懾背景下，國家安全的優先任務在於預防戰爭的爆發，而非單純地贏得戰爭。這與當時正在形成的「遏制」（Containment）戰略高度契合，準確反映了其在全球博弈中作為威懾力量的戰略角色，並鞏固了文官控制軍隊（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的制度原則。可以說，「國防部」的創立，是美國在戰後特定歷史條件下，圍繞威懾與危機管控所形成的國家安全共識的集中體現。

七十餘年後，恢復「戰爭部」之名的呼聲，標誌著上述共識的瓦解。其思想基礎深深植根於美國現代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其邏輯起點可追溯至列根政府（Reagan Administration）時期，由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庫倡導的「實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原則。該原則將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視為威懾對手、保障和平的根本手段。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思想演變為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學說，其核心特徵是對多邊主義和傳統聯盟體系抱持更深的懷疑，傾向於以交易性視角審視盟友關係。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更名運動被其支持者塑造為一場針對軍隊內部「覺醒」（Woke）意識形態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他們認為，「國防部」這一名稱本身就代表了一種被動、政治正確的思維定式，是美國在二戰後陷入一系列「永久戰爭」（Permanent Wars）的文化根源。與此相對，「戰爭部」的名稱則被賦予了恢復「戰士精神」（Warrior Ethos）的使命，旨在將機構的唯一焦點重新校準為「最大限度的殺傷力」（Maximum lethality）。這種話語將軍事效能與摒棄軍隊內部的多元化等國內社會文化議程直接掛鉤。

從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光譜來看，這場名稱之爭，實質上反映了兩種世界觀在美國國家安全機構最高象徵層面的較量。保守主義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傾向於關注以國家為核心的單元，強調秩序與確定性。這與自由主義「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所珍視的國際社會和開放性形成鮮明對比。「戰爭部」傳遞出清晰的國家中心主義和實力至上信號，與保守派的意識形態高度契合。而「國防部」則因其暗示的全球責任和防禦姿態，被視為自由派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體現。

為這一激進轉變提供最主要外部動因的，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崛起，特別是其軍事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美國國防部已將中國定義為其首要的「步調挑戰」（Pacing Challenge），意指中國的軍事發展速度和能力已成為美國自身國防規劃和資源投向的基準。

在海軍力量方面，美國國會2025年4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海軍的作戰艦艇數量已超過370艘，而美國海軍為296艘。更具戰略意義的是，中國的造船產能遠超美國。在核力量方面，五角大樓預測中國核彈頭數量在未來十年將大幅增加，並伴隨著海陸空「三位一體」（Nuclear Triad）投射能力的現代化。

為應對這一挑戰，一種以「拒止戰略」（Strategy of Denial）為代表的新思想在美國防務界影響力日增。該戰略由前國防部官員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等人系統闡述，其核心邏輯是，美國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有效「拒止」中國透過武力實現國家統一。這一戰略要求美國採取「前沿拒止防禦」（Forward-denial Defense）姿態，將軍事資源和戰略重心全面轉向印太地區。在這種思想框架下，「國防部」的名稱顯得過於被動，而「戰爭部」則能更準確地反映出以「拒止」和贏得大國衝突為核心的新戰略導向。然而，這一戰略邏輯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拒止戰略」的成功高度依賴於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盟友的堅定支持，但「美國優先」的政治話語卻不斷侵蝕聯盟的信任基礎，從而削弱了軍事戰略賴以成功的政治基礎。

美國此舉，根源於其面對世界多極化趨勢和中國等新興國家和平發展的深刻戰略焦慮。由於無法在短期內扭轉自身在製造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相對衰落，便企圖透過象徵性的強硬姿態，在心理上進行反制，這是一種外強中乾的懦弱表現。然而，這一服務於國內政治、轉嫁國內矛盾的危險賭注，必將對全球和平與穩定造成嚴重危害。

首先，此舉必將嚴重侵蝕其聯盟體系，最終作繭自縛。美國的全球霸權，很大程度上依賴其長期經營的軍事同盟網絡。然而，一個言必稱「戰爭」的美國，對於其盟友而言，究竟是「保護傘」還是「引火線」？答案不言自明。無論是尋求「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歐洲，還是在地緣政治中夾縫生存的日韓等亞洲國家，都將對美國的戰略可預測性產生更深的疑慮，擔憂被強行拖入一場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衝突。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徑，正在親手瓦解其曾最倚重的戰略資產。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此舉將急劇增加戰略誤判和軍事衝突的風險。從「國防」到「戰爭」的話語轉變，將使美國決策層的戰爭思維常態化，降低在危機中訴諸武力的門檻。在高度敏感複雜的地區，這種姿態極易助長美國一線軍事人員的冒險衝動，導致擦槍走火，引發災難性後果。

綜上所述，美國恢復「戰爭部」之名，並非一次簡單的歷史回溯，而是一次深刻的戰略範式轉移。此舉標誌著二戰後以集體安全和核威懾為核心的國家安全共識已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由國內文化政治、修正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對華戰略焦慮共同催生的新霸權邏輯。此舉最根本的戰略誤判，在於試圖用一種話語層面的強硬姿態，去應對其在物質層面感受到的實力變遷。然而，這種象徵性的舉動非但無法解決其核心焦慮，反而以侵蝕聯盟信任和國際道義合法性為代價，動搖了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根基。因此，恢復「戰爭部」之名，並非重振實力的良方，更像是一種飲鴆止渴式的戰略短視。其長期後果，恐非增強美國的全球地位，而是使其自身和世界陷入一個更具對抗性與不確定性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