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旅順博物館的庫房中,陳列著一件長 172 厘米、寬 55 厘米的明代敕諭。紙張雖已泛黃,但周圍環繞的金色雲龍紋依然清晰,其間的楷書工整而端莊,末端的「廣運之寶」朱紅璽印仍鮮艷如初。這份敕諭制作於崇禎二年(1629 年),是明崇禎皇帝為冊封琉球國王世子尚豐所頒發的重要文書。它原件為羅振玉舊藏,現作為國家二級文物被旅順博物館庫房珍藏,此次展出仿制品以 1:1 比例覆刻原件風貌,完整呈現文物細節。這件珍貴文物,不僅記錄了中琉兩國交往的重要史實,更成為彰顯東亞歷史正義的獨特見證。
廢紙堆中留存的文化印記
這份敕諭的流傳經歷頗為傳奇。它於 1629 年從北京發出,隨冊封使團跨海抵達琉球;25 年後,即在清順治十一年(1654 年),這件敕諭又被琉球使者送返北京。清末時它曾面臨被焚毀的危險,幸得時任學部參事羅振玉緊急呈報才得以保存;北洋政府時期,它又險些被化為紙漿,羅振玉再次出資從紙廠贖回。歷經戰火與動蕩,它最終輾轉至旅順,在此安家。
黃絹之上的山河之約
展櫃中所陳列的為敕諭仿制品,金色雲龍紋間以工整楷書寫道:「皇帝敕諭琉球國王世子尚豐…… 特遣戶科右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掄,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
這份文書誕生於特定的歷史背景。當時日本勢力已開始滲入琉球,敕諭中「中遭鄰侮」四字,暗指萬歷四十年(1612 年)日軍入侵之事。明朝嘉許琉球「率職輸誠」,因而持續進行冊封,直至明朝終結。正如《明史》所記載:「自後凡新王嗣位,皆請命敕封。」這種超越地緣利益的宗藩關系,在敕諭「保固藩籬,庶無忝爾前人」的囑托中,得到了深刻的體現。
館方原副館長韓行方曾專門針對該敕諭開展深度考證,於上世紀 90 年代發表《明崇禎朝冊封琉球始末考》一文,完整還原明朝冊封琉球的全過程。據史料記載,自明永樂二年(1404 年)明成祖朱棣遣使冊封中山王開始,明朝共冊封琉球 15 次,派出正副冊封使 27 人。這份崇禎二年敕諭是明代對琉球的最後一次冊封文書。
劈波斬浪的文明使命
要領會這份敕諭的歷史意義,需回溯它的傳遞歷程。據隨行文人胡靖在《杜三策冊封琉球真記奇觀》中記述,冊封使團乘坐的巨艦長二十一丈、寬六丈,載員超過 700 人。
為確保冊封典禮順利完成,前後籌備達四年之久。冊封船於崇禎六年(1633 年)抵達琉球,使團受到當地隆重迎接。返航途中遭遇風浪,最終有驚無險。整個回程歷時 12 天,當祖國大陸的山影映入眼簾時,胡靖寫道:「天使呼出巨觴,互相慶曰:及第不如望見此山,喜悅之心,洵非言喻……」
胡靖所描繪的情景,與敕諭中「國人歸心」的記載相互呼應,共同勾勒出一幅古代東亞禮制文明的生動圖景。
鐫刻在時光裡的回響
「這份史料印證了中琉之間悠久的歷史淵源。」大連海事大學吳玉紅教授指出。琉球王國在藩屬體系下享有高度自治,長期保持相對獨立的地位。1879 年日本吞並琉球後,琉球人民展開了持久的覆國抗爭。日本此舉屬於典型的侵略脅迫行為,此後琉球在政治與經濟上均呈現被殖民的特征。二戰後,琉球覆國運動一度興起,逐漸發展為更廣泛的「琉球民族主義運動」,並贏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同情與支持。因此,依據戰後國際法,支持琉球人民行使民族自決權,符合中琉人民的共同願望與長遠利益。
在旅順博物館的燈光映照下,敕諭邊緣的雲龍紋依舊流光溢彩,向觀眾靜靜訴說著這段跨越時空的往事。它將繼續見證:歷史的正義終將與時代的潮流相匯,奔向更加遼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