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媒體報道，印度經濟規模突破四點一九萬億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已正式超越日本，躋身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與德國。這項數據標誌著印度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也預示其可能在未來兩至三年內超越德國，晉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與此同時，日本與德國的經濟成長率分別僅有+0.6%與-0.1%，而印度預計2025年GDP增長率將持續維持在6%以上，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此高速成長的主要經濟體。表面看來，印度經濟動能強勁，成績斐然。然而，在這片繁榮背後，隱藏著結構性失衡與深層社會矛盾，使外界對其「崛起」的可持續性提出質疑。許多分析指出，印度的GDP增長雖亮眼，卻如同「鏡花水月」，缺乏堅實的產業與社會基礎支撐。
印度經濟高度依賴服務業
隨著印度在全球手機製造的產業鏈日漸完備，市場分析蘋果預計到2025年會將25％生產轉移到印度。（新華社）
印度經濟高度依賴服務業，佔GDP比重逾六成，其中資訊科技（IT）外包產業尤為突出，貢獻全國九%的GDP，並掌握全球五十五%的程式設計外包市場。然而，製造業佔比僅十四點三%，甚至較過去進一步萎縮，在全球出口市場的份額亦僅一點八%。相較於中國、南韓或德國以製造業為核心驅動力，印度的工業化進程明顯滯後，難以創造足夠就業，也無法有效承接龐大的勞動力人口。
而這正是印度經濟最關鍵的矛盾之一——「人口紅利閒置」。印度已於2023年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現有十五至六十四歲勞動年齡人口約五點九四億，平均年齡僅二十八歲，人口結構極具優勢。按理，如此龐大的年輕人口應是經濟成長的強大引擎。但現實是，印度整體勞動參與率僅約五成，女性勞動參與率更不足一成，青年失業率長期高達二十五%以上。超過五成的勞動力處於失業或非活躍狀態，顯示大量人力資源未被有效利用。
問題根源不在於人口素質，而在於經濟結構與制度性障礙。印度未曾經歷徹底的土地改革，地主階級與地方勢力盤根錯節，工業徵地成本高昂，阻礙製造業擴張。即便企業設廠，亦常面臨工會勒索與官僚阻撓，使外資卻步。與此同時，種姓制度與宗教等級觀念深植社會，尤其在北方鄉村地區，底層民眾仍受傳統束縛，難以向上流動。
莫迪「2047年成為發達國家」宏願成疑
印度總理莫迪 （新華社資料圖片）
更嚴重的是，經濟成長的果實極度集中。根據「世界不平等實驗室」報告，印度前百分之一的富有人口掌握全國逾四成財富，其收入佔比達二十二點六%，創歷史新高。相對地，後五十%人口的收入佔比從二十三%驟降至十五%，全國九成人口收入低於平均水準。二點二四億人面臨長期飢餓，貧富差距之懸殊，甚至超越英國殖民時期。
莫迪政府雖提出「2047年成為發達國家」的宏願，並推動「印度製造」計畫，目標創造一億製造業就業，但實際成效有限。2014至2023年間，億萬富豪淨資產增長逾三倍，是國民收入增長的十倍，顯示政策紅利多由頂層收割。種姓制度雖在南印度等相對開放地區逐漸鬆動，低種姓出身的莫迪與阿達尼亦能登上權力巔峰，但廣大農村仍舊封閉，社會流動性極低。
此外，印度雖大力擴張高等教育，大學數量自2015年七百六十所增至一千二百一十三所，但基礎教育普及仍受宗教與文化習俗掣肘。現有二點八七億文盲，佔全球文盲三十七%。儘管年輕世代受教程度提升，但教育品質與就業市場需求脫節，導致「高學歷、低就業」現象普遍。
2019年4月29日，在印度孟買，人們排隊投票。新華社
更值得警惕的是，印度的現代化進程正與其意識形態根基產生衝突。印度人民黨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核心，依靠宗教認同凝聚國族意識。然而，隨著教育普及、網路傳播與都市化發展，越來越多民眾開始質疑傳統等級制度與貧富不公。當人們「開智」，不再將苦難視為神的考驗，社會穩定的宗教基礎將動搖。這使得改革既必要又危險：不改革則經濟難以升級；改革過深，又恐動搖國家認同根基。
換言之，印度的崛起面臨「現代化 vs. 宗教認同」的兩難。若無法突破土地、勞動與產業結構的桎梏，無法實現包容性成長，其經濟規模的擴張終將淪為統計數字的勝利。真正的崛起，不僅是GDP的數字超越，更是制度、公平與人的解放。否則，這場被譽為「新興巨龍」的騰飛，恐怕終將如鏡中花、水中月，看似璀璨，卻難以觸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