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華早報》9月4日報道，荷蘭政府政策科學委員會（WRR）近日向內閣提交報告，建議荷蘭與歐盟在對華貿易問題上采取「雙軌策略」——一方面爭取達成互利協議以緩解失衡，另一方面也須為談判失敗做好準備，包括考慮可能招致反制並願意承擔代價的後續選項。
相關報告被解讀為歐盟內部傳統自由貿易陣營思維的一次明顯轉向，而此時距離中歐下一輪貿易磋商（十月）已為期不遠。
先談協議，同時為「最壞情況」做準備
委員會成員、前衛生大臣阿布·克林克（Ab Klink）周一表示：「與中國達成一份對雙方都有利的協議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如果無法達成協議，歐盟就必須考慮後續選項。」他主持了該委員會上周向荷蘭政府提交的報告項目組。報告聚焦「再平衡貿易」與「促進創新」，主張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減少經濟依賴。
克林克強調，荷蘭無意率先對華發難，達成協議遠比貿易沖突可取；但荷蘭和歐洲必須發展出與中方對等的政策能力，以應對最壞情況。
委員會研究員哈龍·謝赫（Haroon Sheikh）稱：「我們的目標仍然是開放、自由的貿易。這不是要關閉市場，而是要確保公平競爭環境。」他說：「我們理解中國在此方面的合理關切，也希望中國能以同樣的眼光看待歐洲的處境。」他稱，歐方擔心中國的所謂「人為優勢」可能導致歐洲產業空心化。
荷蘭《人民報》、NRC和公共廣播公司NOS對同一份報告的報道更為直白：WRR認為僅靠創新不足以應對挑戰，必須調整對華貿易政策；中方產品價格通常比歐洲便宜逾三成，委員會將其歸因於出口導向政策、補貼及匯率等因素。
謝赫對NOS表示，現在不采取行動，將來可能更加被動；措施選項包括類似美國的進口關稅，或要求中方證明產品未獲得不公平的國家支持。
NRC也提及「對華廣泛征收進口關稅」等選項。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均為咨詢建議，並非荷蘭內閣的最終決定。
三條路徑：協議、協調與防御工具
據報道，報告提出了三條可能路徑。其一為「戰略對稱」，即歐方對華采取與中國對歐相似的政策工具。
其二是國際宏觀協調，由順差國與逆差國共同推進調整——這也是部分經濟學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偏好的方案；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倡議歐、中、美三方協調，但報告認為該路徑可行性不高，因其與中國國家戰略相悖，且缺乏有強制執行力的國際機構。
其三是強化貿易防御工具。報告指出，歐盟現行按產品逐項審查的機制，已不足以應對所謂「全經濟範圍的市場扭曲」。
報告承認，采取行動必然伴隨代價：需要政府托底、貿易夥伴可能報覆、物價可能上漲。委員會表示，正是這些代價使得歐盟及成員國迄今不願采取更強硬的措施；但決策者須將短期陣痛與所謂地緣經濟脅迫、貿易沖擊和長期產業損失放在一起權衡。
本周雙方再度交鋒。歐盟貿易委員馬羅什·謝夫喬維奇周三接受歐洲新聞台采訪時稱，中方須在十月前拿出具體成果，否則將面臨「更嚴厲措施」——他提及汽車、醫療器械、農產品等敏感領域，並稱成員國希望看到解決方案的方向乃至試點方案。據路透社早前報道，謝夫喬維奇與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6月在布魯塞爾會晤後，已將十月訪華定為檢驗「可感知成果」的時間節點，並建立了貿易投資磋商與進口監測機制。
中國商務部周四予以回擊，敦促布魯塞爾停止「動輒以關閉市場相威脅」。
報告引言部分提到，美國2019年施壓海牙限制阿斯麥（ASML）對華出口先進光刻設備，並於2023年擴大禁令；荷蘭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導體（Nexperia）與其中國母公司聞泰科技的糾紛，也已對歐洲汽車供應鏈造成沖擊。
ChinaGeopolitics創始人弗蘭斯-保羅·範德普滕（Frans-Paul van der Putten）對《南華早報》表示，各方在「需要采取行動」這一點上容易達成共識，真正的難題在於荷蘭如何動用自身的「咽喉要道」。他還稱，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追趕也是歐方焦慮的來源之一。今年7月，有報道稱中國開始自主制造浸沒式深紫外光刻機，阿斯麥股價應聲下跌；分析人士認為中方進展尚處初期，但進一步限制可能反而加速中國的自主替代進程。
WRR作為獨立咨詢機構，只提供分析研判，此次官方報告題為《戰略行動：面向地緣政治經濟的政策》（Strategisch handelen: beleid voor een geopolitieke economie），於8月27日提交荷蘭經濟氣候大臣與外貿大臣。
委員會在新聞稿中明確指出：在美中日益將經濟實力用作地緣政治工具的背景下，歐洲和荷蘭更為脆弱，創新必須配合貿易政策調整。這一方向與此前德拉吉報告、前阿斯麥CEO溫尼克報告相近，但WRR將「準備承受反制代價」這一前提說得更加直白。
對中方而言，這份荷蘭報告的關鍵信號不在於市場已經關閉，而在於一個長期標榜自由貿易的成員國，開始把「談不成就動用自己的工具」作為正式選項寫進了給內閣的政策清單。十月中歐談判的成果，將決定這份建議是停留在紙面上，還是成為布魯塞爾下一步行動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