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美國特朗普第二任期再度升級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制裁，針對ICC院長赤根智子、資深出庭律師祭出懲處。至此，ICC半數法官已被美方制裁。
現代國際秩序的本質早已清晰，戰前列強靠船堅炮利直接掠奪。二戰後，公開軍事殖民失去道義空間，美國轉以自由、民主、法治為包裝，透過掌控國際制度完成軟性掠奪，這就是典型的「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愛德華，1978）。
一、戰後掠奪，制定後殖民司法標準
二戰結束後，美國等戰勝國主導建立紐倫堡、東京軍事法庭，確立了現代國際刑事司法規範，客觀上填補了戰爭罪審判的法治空白。但這套規則從誕生之初就存在先天缺陷，是勝利者的單邊標準。
法庭管轄僅限定二戰德、日戰爭罪行，完全不追溯近代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史。對中國而言，美國曾參與八國聯軍侵華，逼迫晚清簽訂多項不平等條約，在上海設立美租界、攫取治外法權與貿易特權。這些真實的侵略與剝削事實，在戰後國際司法體系中全數被選擇性遺忘，無任何追責機制。
直白來說，二戰後的國際法治，並非普世公平的準則，而是西方終結舊式武力殖民後，開啟制度霸權、延續利益掠奪的新工具。
二、長期主導，刻意暗藏的美式偏袒
從二戰戰犯審判到聯合國特設法庭，美國長期掌握國際司法的規則解釋權與執行權，偏袒操作由來已久。
1946年東京審判，美國為穩定戰後東亞格局，刻意豁免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以換取731部隊實驗數據為條件，放走核心戰犯，又陸續釋放大量日本戰犯重返政壇。與此同時，美國吸納眾多納粹核心技術人員，使其逃過戰犯清算。
冷戰後的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同樣延續雙標邏輯。北約轟炸巴爾幹地區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證據確鑿卻最終無人問責。長期以來，國際司法形成默認潛規則，僅針對小國、敵國問責，對大國及盟友的罪行視而不見。
三、單邊制裁，揭開國際法雙重標準
常設ICC成立時，曾被視為普世正義的重要進步。但數十年運作證明，美國對國際司法向來秉持「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利己原則。
當ICC調查、起訴俄羅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等美國對手時，美方默認並認可法庭的正當性。可一旦ICC調查觸及美軍阿富汗戰爭罪、以色列軍事行動等自身及盟友利益，美國立刻拋棄法治幌子，動用國家單邊權力制裁司法人員，直接干預、癱瘓法庭運作。
本輪對ICC制裁力度空前，雖引發聯合國、荷蘭、歐盟的公開反對，各方態度較2020年更為強硬，但僅限外交聲明，無任何實質約束手段。與此同時，ICC內部存在監管漏洞、高層利益衝突等問題，前首席檢察官因行為失當遭罷免，也讓這套國際司法體系的內部缺陷徹底暴露。
總括而言，從近代武力殖民掠奪，到二戰後制度霸權輸出，再到如今單邊制裁操控國際司法，美國的利益邏輯從未改變。所謂普世法治、國際正義，從來不是無差別的約束規範，而是大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本次ICC制裁事件，徹底撕開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偽裝，讓後殖民時代的法治雙標與霸權本質，暴露無遺。
